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1篇（三）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面对实质宪政和合法侵犯时态度迥异，但两者在对待非法侵犯方面没有什幺本质区别，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在新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社会宪法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1篇
（三）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面对实质宪政和合法侵犯时态度迥异，但两者在对待非法侵犯方面没有什幺本质区别，形式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应有之义。在新的社会形态确立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国家权力行使者不滥用职权。在西方，对国家权力行使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宪政实践历史悠久，成果丰硕。这一价值通过权力分立、独立的司法和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这些制度性要素和他们的宪政理念共同促生了西方的形式宪政。就目前的宪政实践来看，西方国家关于形式宪政建设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限制国家权力违法行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稍逊一筹，但显然，这是社会主义宪政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时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7]他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要走法治之路，“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68]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实践，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概括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9]基于这种共识，“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成为新时期的治国方略。所有这些都表明，坚持法的统治、法律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法律的一般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实现司法独立，程序公正，维护个人自由，并不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冲突，恰恰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地方。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治的结果是宪政的实施。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必须具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宪法自身等四方面条件。与四条件说不同的是有学者从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入手，认为在我国建设宪政，“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提高全民族的宪政精神”“健全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入手，保障宪法的全面实施。[70]四条件说留下的一点疑问是，四个条件的归纳是以西方宪政既成的事实为依据，但这四个方面恰是西方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先将宪政分解为几个部分再将几个部分综合成整体的方法，没有跳出宪政的范围，只是就宪政论宪政，实质是在说“宪政建设的条件是建设宪政”。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应该从保证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建立合宪性审查体制，防止非法侵犯以及提高民众宪法意识等三方面来着手。（一）保证宪法的正当性，消除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合法侵犯消除国家权力的合法侵犯，就是要让国家权力为所有的公民服务，而不是成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这要求保证宪法的正当性。宪法与宪政关系密切，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但宪政与宪法并不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德意等国都有宪法，但人民权利毫无保障，很难说那时的德国和意大利有宪政。事实上，“只有具有正当性的宪法才能真正地与宪政产生具有逻辑上固定性的线性联系”。[71]宪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内容的民主化和宪法制定权的人民享有。现代宪法，从理念上讲，是人民授予国家权力的委托书，宪法是这一授权行为的书面凭证。宪法制定权是一种创造权力的权力，只有这种创造权才能在授权时通过宪法来充分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从宪法制定的过程来讲，唯有人民的充分参与、民主程序的设计，才能保证宪法来源上的正当性。除了在宪法制定主体上必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制宪权外，确切地在宪法中表达人民的价值追求是保证宪法正当性的核心要求。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宪法，但在宪法修改时民众参与不足也是事实。像54宪法在起草和通过时那样，全民大讨论，应该做到。除了要解决我国宪法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外，增强宪法内容的民主化也是一个亟待讨论的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高价值追求是“共同富裕”。“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应该成为为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和总纲部分都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词，但多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加以规定，如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很强的阶级性和阶段性，应该在总纲部分第一条中明文规定“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好地反映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以统率塑造“客观价值秩序”的宪法的所有内容。一国宪法的基本价值追求，构成该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宪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研究颇丰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应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宪法最核心的价值原则。这一价值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时代任务。由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立法法》第一章第三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我国颁布的正式法律和官方对宪法基本原则的解说，是“共同富裕”这一总原则的具体化。除了坚持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原则外，对于主权属于人民、基本人权保护、权力制约、法治等普适性价值，亦应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予以明示。其理由自无须赘言。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等方面的飞速发展，社会保障〔1〕已被各国通过不同的宪法实践确认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正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称：“所有公民，作为社会成员之一，都享有社会保障权。” 虽然如同社会经济权利的其他权利一般，社会保障权作为权利并非如古老的自由权一般受到“超验”的普遍尊崇。但社会保障权在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谱系中，已与其他自由权、参政权等权利相互联结，享有了共同的基础，本文即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基础作一探讨。
一、社会保障权是一项体现人类理性的“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提出于17、18世纪，为英、美、法诸国宪法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享有并保护“自然权利”是人类社会通过宪法创设政府的宗旨。这种自然权利不仅包括生命、自由、财产，同样也包括追求幸福和安全。生命、自由、财产在早期创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被理所当然地推崇为人权的三大基石，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对抗政府、反对专制的权利。但同样被早期的宪法文件所认可的安全的权利却直到20世纪以来才开始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
安全的权利与生命、自由、财产这些“自然权利”一样是基于人类的理性。人在社会中生存，人在与其他同类，并且也只能与其他同类一起在社会中生存。人类在与其他人的共同生活中满足其需要，实现其愿望。国家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安全”的保护是人的理性。国家正是“一个由自由的人们为享受权利和保护他们共同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联合体”。
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社会因素的出现，人类对这种理性的意识逐步地清晰起来。如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战争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若没有通过宪法确立并实现的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权利———如同生命、自由、财产一般的自然权利，现代国家的生存将无法想象。
二、社会保障权利是宪法权利发展的客观要求 宪法权利是由各个国家的宪法所确认并予以保护的基本权利。它是宪法的价值，也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列举和保护的宪法权利不尽相同。正如T.H.马歇尔所说， 18世纪的公民权由个人自由所必须的各种权利所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信仰自由和财产与契约的自由；
发展于19世纪的政治权(PoliticalRights)，即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选举的权利；
而20世纪的成就则在于社会权(SocialRights)，社会成员享有最起码的经济与安全，充分享受社会遗产，享有普遍标准的文明生活与文明条件。该项权利包括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的建立。这种划分是依权利的演进历史而非权利的逻辑，是一种客观之描述。
宪法权利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一些早期立宪国家中，原有的宪法权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作出了新的界定；
其二，新型立宪国家在其宪法权利体系中，增加了原有的立宪国家宪法中并未确认的一些新型的权利。前者如美国宪法中新财产权理念和平等权中新的解释，后者如自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以来各新型立宪国家社会经济权利的入宪。上述两个特点中社会保障权均榜上有名。
宪法权利的发展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自由而平等的社会是人类长期以来共同追求的理想。17、18世纪对自由的财产权的追求与绝对保护，对社会经济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亦带来了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与自由连接的平等权被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所取代。而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就不会有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与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同等重要，均为现代人权之组成部分。各权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如现代公民的财产权利，至少应由两项其他权利所补充：一是工作权，它可以带来收入，确保适当的生活水准；
二是社会保障权，它是指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财产或者由于失业、年老或残疾等原因，通过工作等仍然无法达到适当的生活水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权可以补充甚至完全替代由于财产或工作原因造成的能够享受适当的生活水准之不足。现代社会，仅仅享有自由的权利而没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也是无法想象的。
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和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宪法权利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有了进一步的“共识”。二战以来，自联合国《人权宣言》始，国际社会不仅有了《保护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且亦有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欧洲社会宪章》等国际间、区际间公约，对新的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的客观存在的认可。人类已同意将各国国内宪法对包括社会保障权 在内的这些新权利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三、社会保障权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基础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国家的存在以国家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基础，没有权力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展的，而宪法为保护公民权利则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规范，以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国家权力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是紧密相关的。国家权力的享有与义务的承担可能存在四种形态：第一，享有较小的权力，承担较大的义务；
第二，享有较小的权力，承担较小的义务；
第三，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小的义务；
第四，享有较大的权力，承担较大的义务。
其中，第一种形态是最为美好的理想状态，但在国家承担社会保障义务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状态。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必然要求国家享有较大的权力：通过立法权、征税权、转移支付权等承担社会保障之职能。
第二种状态是近代宪法所追求的状态。该状态以“社会契约”说为基础，认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人们的认可，国家权力的疆界以保护公民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权利为起始点，因此国家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职能是最少的。这种理论在20世纪前有着广阔的市场，在20世纪后仍余音缭绕。这种形态意味着国家对社会保障职能的放弃，将社会保障的职能交由市场或个人。
这一理论在宪法中力图将国家塑造为一个消极义务主体的单一身份。
但是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身份在20世纪则由于世界范围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革命而受到了较大的挑战。前者如素有不流血革命传统的英国兴起于19世纪，完成于二战之后，以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的、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权利为中心的又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再如1934—1935年时美国联邦政府承担起社会福利的“全面领导责任”的一场与“过去决裂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后者如战后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承担起保障社会的社会职能。
在第三种状态下，国家享有较大的权力，控制着各种社会机构和社会资源，但不承担社会保障之职能。其结果是一个无福利的“尸位素餐”国家。而中国要谨防滑入“尸位素餐”的非福利国家的泥潭。
在第四种形态下，国家行使权力与承担义务时“权力”与“责任”相对称。这种形态可以说是社会保障权得以实现的最为实际的选择。这种形态克服了第一种形态下“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非现实的妄想，也避免了第二种状态下社会保障权完全放任市场经营导致社会更大的不平等的结果，还可以克服第三种形态下滥用权力但对公民安全保障不负责任的专制国家的出现，是公民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权力配置形态。
20世纪以来的宪法对国家的定位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法国1946年宪法规定：法兰西为惟一不可分的、非宗教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第1条)。1958年宪法则规定：法兰西为一个不可分割、非宗教的、民主的并为社会服务的共和国(第2条)。德国基本法则宣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第20条)。1949年印度宪法则宣布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日本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致力于提高和扩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挪威王国宪法规定：“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能够自食其力的条件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116条)而二战后崛起的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则无一例外，均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性质规定于宪法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国家(人民权力的代表)享有经济与社会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不同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有着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实践。但国家具有社会职能，承担更多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则是20世纪以来，国家形态发展的新趋势。
由国家享有较大的权力并承担较大的义务的新身份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它基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包括工业化的大生产和经济危机，新型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也由于战争和战争的威胁，如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战争的血腥和恐怖，使人们意识到对付突然的、巨大的灾难并不是个人之力所能及。战争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社会团结的重要性，战争也培养了人们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心理素养。从道德的角度看，“战争建立并深化了国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对受害者的责任感。”战争中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和在战争中国家的组织、管理、调动的加强，增强了战后人们对国家的信心和依赖。当然这种国家权力的扩大，亦得益于思想家们对扩大国家职能的鼓吹。[11] 由此可见，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已不再仅仅是限权了，而应是在扩权之下如何行使权利。
社会保障权是指全体公民依据法律普遍享有 的、由国家予以平等保障的对因社会风险导致的损失的补偿和救济的必不可少的权利，以及平等享有其他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权利。
这一权利的全面阐述以英国人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为里程碑。贝氏报告不仅是一个详尽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蓝图，而且是社会保障权及其实现的准确诠释。其报告中的“三U”体系，即普遍性(Universality)：所有成员都应享有社会保障，包括就业与不就业的人口，没有被排除在外(exclusion)；
统一性(Unity)：社会保障是全国统一的公共事业，由国家统一管理；
一致性(Uniformity)：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相同的权利，对风险的承担、补助金标准的制定都应当是一致的，标准制定的依据是抵御风险的最低要求，而不是以个人的情况和贡献的大小为标准。[12]这一权利及其实现均标志着国家权力扩大的不可逆转。
国家，也只有国家，有必要也有可能承担实现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责任。国家以征税的权力为基础，以大量的转移支付为手段，以积极的立法为保证，[13]以社会保障权的积极义务的提供者、调节者和公断者的身份尊重、保护并实现全体公民普遍享有的这种社会保障的权利。
四、社会保障权在中国宪法规范中的逻辑推定 与宪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比，中国是20世纪以来的新型立宪国家。其立宪背景与古典时期的立宪国家不尽相同，也因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与现代国家的宪法规定有所区别。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制度的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有着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单一制体制。不论是国家的定位还是权力与责任的配置，都显示出其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在宪法中应彰显出特别的意义。下面作者将仅从宪法规范的角度对中国宪法中的社会保障权作一逻辑分析。
宪法规范是宪法的构成要素。对宪法规范的主体(如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或公民)而言，宪法规范可能是授权性规范，通过这种授权性规范，给予规范主体从事某种行为的权力；
也可能是一种义务性规范，要求规范主体必须从事某种行为；
还可能是禁止性规范，以这种规范禁止规范主体从事某种行为。这种授权性、义务性及禁止性规范在事实或行为上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与这种确定性相对应的应当是一种完全的宪法责任，即规范主体由于违反宪法规范，超越授权，滥用权力或行为不当而必须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种完全的宪法责任意味着有明确的义务承担者和明确而具体的义务。但是由于宪法规范的纲领性和至高性，使得许多宪法规范具有了一定的或然性，即行为或事实上具有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政策性规范”。与这种“政策性规范”相连接的是宪法上的一种不完全责任，这种不完全责任意味着义务承担者并没有任何履行义务以及必须履行责任的效力范围。其措辞多为“发展……”，“建立……”，“鼓励……”，“推行……”。确定性规范是一种事实性规范，它要求的是一种结果义务；
而非确定性的政策性规范则是一种行为义务，而非结果义务，它所承担的往往是一种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责任。
宪法规范由宪法中的“条款”予以表现，而且常常是通过若干条款表现为具有密切关联的复合性规范。在中国宪法中，社会保障权尽管不是一个明确而完整的条款，但从众多的宪法条款中我们可以推定出关于这一权利的宪法规范。
1949年，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有关于优抚安置、劳动保险制度的内容。1954年第一部宪法在其第3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该规定直接模仿于苏联1936年宪法。1975年宪法在有限的条款中，仍然保留了1954年宪法中的部分内容，其第27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1978年宪法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并有所发展，第50条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逐步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事业，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国家关心和保障革命残废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的生活。”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再次作了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和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第4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 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第45条)。2011年宪法修正案中又加入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相比， 1982年宪法关于社会保障权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是由“劳动者”的物质帮助权改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它蕴含着享有物质帮助不应以是否就业或曾经就业为前提或条件；
二是除公民“权利”性条款外，尚有国家“制度性”条款，实行企业事业组织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制度；
三是增加了退休人员(企业、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非全体公民)的生活保障权；
四是在权利条款中具体规定了国家为满足公民权利需要而履行的职责：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军人及家属的优抚，残疾人的生活和教育的保障；
五是除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对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作了规定之外，在总纲中又增加了宣示性条款，以规定国家社会保障的目标。
从上述条款，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从权利规范的构成看，有对公民的授权性规范，如物质帮助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但是仍有下列问题可供检讨：其一，享有物质帮助权的主体不周延，仅限于年老、疾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而没有包括如失业者或更多的主体，如儿童；
[14]其二，帮助内容的不周延。仅仅是物质帮助，没有包括非物质帮助，如服务；
其三，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之主体不周延，仅限于企业事业组织职工和退休人员，没有涵盖其他公民，如农民。第二，亦有对国家的政策性规范，如“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劳动、生活和教育”。这种政策性规范尽管仅仅是国家的一种不完全的宪法责任，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其作为公民社会保障权利内容的重要性，相反对其重要性的肯定既是对前一条公民授权性规范由“可能”到“现实”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对国家承担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要求。并且，在中国现状之下，国家对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尤有重要意义。
第三， 2011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为这一规范发生所设定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则使该规范更具或然性，而缺乏确定性。也就是说，其一，国家可以建立也可以不建立；
其二，可以早建立也可以晚建立；
其三，国家可以建立得好一些，也可以建立得差一些。因为国家有一个盾牌：“经济发展水平”的好与坏或高与低。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一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吗？其答案毫无疑问，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产物，在经济水平十分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对风险的保障主要以家庭为主，没有也不需要社会保障。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之产物，但经济发展的水平究竟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而且，任何制度的建立与健全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经济的增长为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保证社会保障权享有的程度。一个充分的例证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水平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引世人瞩目的GDP持续增长，但今天公民的社会安全感则远非上世纪70年代可比，而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亦突破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快慢与高低并不能决定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国家对经济和生活资源的调配、国家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分配都不可能完全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快慢与高低。社会保障权得以较好保证的国家并不是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也不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第四，同时， 2011年的中国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为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又设定了一条政策性规范。这一规范中的对象“人权”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一对象包括但应不限于中国政府已签署和批准并未予保留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人权内容。其中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加入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家公约》中的社会保障权是关于人权规范的对象中应有之义。这一规范可视作是2011年宪法修正案中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性条款的复合性条款。
当然，尽管2011年宪法修正案中的政策性条款在宪法意义上只具有较弱的规范性，但正如前述，一则这种政策性条款相应的不完全责任并不能否定社会保障权作为权利的重要性，它至少为国家设定了一种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
二则它与事实 性规范具有相同之性质，均为宪法性规范，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之规范，其他立法与行政行为只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对其予以保障与实现，而不是相反。
结语 一项基本权利的宪法基础不仅在于其价值之要求，也在于其合乎宪法规范之逻辑要求。社会保障权是20世纪以来各国宪法中普遍具有的一项权利，而这一权利既体现了宪法有史以来的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的基本价值，亦意味着其作为宪法规范应具有的法律意义。对其正当性的探讨是我们对这项权利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之起点，而这种具有正当性之基本权利的实现则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宪法实践的终点目标。
注释:“社会保障”一词在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亦译为“社会安全”。
这种宪法实践包括：
(1)在宪法中以宣示性条款；
(2)以立法性要求；
(3)规定一种制度保障条款；
(4)以明确的宪法条款提出；
(5)通过宪法的解释；
(6)通过履行国际条约。
《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
如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同年但早于其22天出生的美国《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第1条明确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剥夺的；
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与美国《独立宣言》享有同样盛名，并对后世诸国影响更为深远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则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该宣言几经变动，在1793年，自然权利改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
格老秀斯语。
参见1944年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参见[挪威]A.艾德等主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教程》，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19页。
如里根与撒切尔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的流行。
“尸位素餐”，参见尹伊文：“福利国家将带来什么”，《南方周末》2009年9月17日，尹伊文将“尸位素餐”形象地拟为“有奶也不给国民吃”以区别于“喂奶给国民吃”的福利国家。
据笔者对中国现行宪法的粗略统计，在宪法文本中，有30-35处之多提及社会主义，而在31条的修正案中，有约10处提及社会主义。
[11]19世纪以来，国家应积极干预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连带主义，这些学说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20世纪以来，对西方国家有直接影响的应属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的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以财政等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理论依据。
[12] 郑秉文：“合作主义理论与现代福利制度”，载[加]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译者跋”，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13]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各国的最终实现都是由一套法律而逐步建立的，如在加拿大：“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在政府的某个法条中建立起来的。相反，它是通过10个法案，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逐渐建立起来的。”仇雨临：《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而美国在罗斯福签署的若干重要法案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深远的立法，当属1935年8月14日生效的《社会保障法》。姜守明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英国二战后的社会保障立法包括1945年《家庭补助法》；
1946年《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保健法》、《住房法》、《房租管制法》、《工业伤害保险法》；
1948年《国民救济法》；
1975年《社会保障退休金法》；
1985年《社会保障法》；
1995年《退休金法》等。而日本有著名的“福利六法”即六部福利法。德国1883年《疾病保险法》， 1884年的《工伤保险法》， 1889年《伤残及养老保险法》， 1911年三部法律合为“帝国保险法”。此外， 1911年《职员养老保险法》， 1923年《矿工社会保险法》， 1927年《失业保 险法》， 1906年《军官养老法及士兵抚恤法》， 1907年《遗属救济法》， 1923年《残疾救助法》， 1924年《公共救助法》，上世纪70年代则制定了统一的《社会法典》。
[14] 当然，对儿童作为主体，我们亦可以从：“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49条)中引申出来。对母亲、儿童的保护应当包括物质保护和社会保护，但这个规范则为政策性规范，而非授权性或义务性规范，仍然是具有较弱规范性效力之规范。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国 宪法 和谐社会 论文论文摘要：从依法治国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自然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的实现也需要有法治来作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是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障。构建社会主义谐社会，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0 一、法治对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中明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可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党的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略，这项基本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分，在新的形势下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解应紧紧围绕着建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来展开，而不能偏离党的这个工作重心 (一)和谐社会是有法治保障的稳定有序的社会 法的功能得到应有发挥是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标志。越面对复杂化、多样化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的急速变化，法律的权性应当越大。依靠人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理国家社会的调控手段，它要求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遵循既的、向社会公开的法律规则，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要按照法的程序在法定范围内进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是公民行为和府活动的最终导向，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也到法律的保护。法治是使社会调整摆脱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形成稳定的秩序与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内容实现也需要有法治来作保障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同时，它们也是法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些严重的不公正的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采取有效手段加以解决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意味着制定出来的法律得到了实施，法律得到了真正的实施，法律内含的公平正义也就得到了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也就得到了实现。当然了，这个法应该是“良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诚信友爱。诚信友爱，要求的是在全社会倡导并形成诚实守信，互帮互助，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而又融洽相处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诚信友爱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0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目前影响我国诚信体系建立的最大因素是地方政府行为中信用方面的缺失，严重危害了政府公信力。0而政府信用的缺失则直接制约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故此，要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先建立诚信政府。而建立诚信政府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市政府守信的基本要求，是政府诚信的核心。建立诚信政府，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容，通过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行政，也就是在落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谐社会，就要实施宪法 宪法是调整国家和公民关系并以人权保障为终极价值追求的国家根本法。。
依法治国，就是要使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规范作用，使法律成为裁决社会冲突的最高依据。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必须依据宪法。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宪法第5条也规定，国家维护法制的统一，一切法律和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归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 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使宪法得到实施，实现我国的宪政秩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人民拥有国家主权，只有真正实施了宪法才能使人民主权落到实处 人民主权原则是宪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的基本内涵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和思想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并在各国宪法中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人民主权思想提出来之后，被各国宪法所接受，并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在宪法中体现出来。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对人民主权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得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按照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府的建立应该经人民的同意，政府的权力应受人民的监督。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是受托者：并且，既然政府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就有权要求政府为人民服务。但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主权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政府才能真正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组织。如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政府是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是一个责任型政府，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实施宪法，不断地加强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才能落实党的依法治国方略，也才能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民主法治社会。
(二)只有真正实施了宪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等内容才能够得到实现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从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和基本规则看，它必须包含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是：一、保证基本权利的原则。二、机会平等的原则。三、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四、社会调剂的原则。而这四个原则，都是宪法里面的重要内容。保证基本权利的原则体现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里面，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生存意义上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通讯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自我表现意义上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
自我发展意义上的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文化权。我国宪法除了在第33条到第5O条具体列举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外，还在2011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第24条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大大地扩大了保障权利的范围。第二个原则机会平等原则也在我国宪法中明确地体现了出来，主要条款有《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l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三个原则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主要有第6条……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宪法条文中体现社会调剂原则的条文主要有第14条：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宪法的内容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一种耦合的关系，实施了宪法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
(三)只有真正实施了 宪法，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宪政秩序，才能建立起安定有序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我们要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首要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宪法秩序。这是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律地位，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缺乏应有的权威，宪法被束之高阁，其他法律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实施，从而也不可能建立起法治秩序。
另外，各种环保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也离不开宪法的实施，只有宪法实施了，才能制定并实施各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于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法规，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从依法治国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自然发展过程，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而二者的实现又都可以通过宪法的实施达成。故实施我国的宪法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字：社会保障权；
宪法化；
司法化 论文论文摘要：文章拟对美国宪法与德国宪法对社会保障权的规范模式与保障方式的分析，以对美国与德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化与司法化进行比较。
由于社会保障权利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异，各国对此权利的认可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目前，世界各国大多数承认社会保障权是公民一项权利，同时对这项权利的承认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1778—2008年，在世界各国所颁布的近184部宪法中，有近101部宪法以宪法政策、宪法原则和规则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权利地位。特别是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新制定的宪法中规定了社会保障权。
一、美国宪法对社会保障养老权的规范模式与保障方式 美国并不支持宪法文本对“福利权”的规定，除了前言中的“促进普遍福利”的文字外，在美国宪法中无法找到与福利权相关的文字条款，也未提及任何具体的福利权利。
有专家分析美国之所以一直不承认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地位，在于其认为宪法规定了，就必须给予实施，万一达不到，这项权利就无法保障。同时宪法规定了，则又涉及到宪法的救济问题，这会使司法权干涉立法权，将违背三权分立的立场。而且担心司法介入政治问题。在美国，法院对政治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法院是无法干涉立法机关的立法不作为的问题的。
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要求政府给个人提供特权或福利，所以似乎法院也就不必考虑可否要求立法机关颁布法律或拨经费为个人提供福利。但事实上，从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审查案例中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法院对社会权实行了救济，尽管这种权利救济是“间接性”的。这主要跟社会权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具有的一定联系相关。“美国宪法并没有要求政府提供诸如教育权、医疗保健之类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但是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劳动权。而自由选择职业权，在美国宪法中属于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权的一部分；
公约还包括工会权利，在美国它是作为结社自由的一个方面来保护。法律的平等保护和法律的正当程序，这种宪法权利也适用于所有的政府行为，包括任何提供社会和机构及福利的政策，因为美国政府及各州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给一些人提供福利，这些福利也必须给这些境况相似的所有人，而不受故意的歧视或其他不合理的区分，且非经正当程序，这些福利不得中止”。
美国联邦法院主要利用宪法解释方法扩大财产权的范围，同时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来审判争议的案件。20世纪以前，美国对财产进行解释时，其范围被限定在：不动产、动产和金钱或证券。在196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瑞克相继发表两篇论文《新财产权》与《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后，最高法院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案件中(如“大学管理委员会诉罗思”案、“佩里诉辛德曼”案、“金诉斯密斯”)已经逐步地肯定了“福利社会的新财产权”的概念，扩充了正当程序下有关财产的范围，肯定了新财产包括社会福利和公共职业等政府馈赠。
美国联邦法院在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时，所采取的方式，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在此，本文将其归纳为“审查标准具体化”方式、“反弹”方式和“灵活的正当程序”规则。所谓的审查标注具体化方式，在胡敏洁博士的《福利权研究》中总结了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涉及有关福利权的案件中适用平等保护条款的不同基准。分为严格审查标准、中度审查标准和合理审查标准。所谓反弹方式，主要指法院处理涉及福利权的案件时原来采用“弱救济”方式，即法院的裁判尊重立法机关的裁量权。之后由于没有效果，转而采用“强救济”方式，即法院判决强制实现社会权，没有给政府留下裁量的空间19世纪70年代美国法院改善监狱条件的努力正是转“弱救济”为“强救济”的典型例子。“灵活的正当程序”规则是指和某些法律规则不同，正当程序并非具有固定内涵的技术概念，它与时间、地点和场合有关。正当程序是可变的，并根据特定情形要求相应的程序保护。因此要决定在此提供的行政程序是否充分合宪，就要分析受到影响的政府和私人利益。
二、德国宪法对社会保障权的规范模式与保障方式 德国在1919年就颁布了魏玛宪法，且此宪法中就规定了有关的社会权。1883年，德国政府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劳动保险法律。德国在1949年制定的《德国基本法》中包含了“社会福利国家原则”。德国联邦基本法 没有像魏玛宪法那样列举具体且广泛的社会权，而是在第2O条规定：西德是“社会联邦国家”。第28条规定第一款则要求联邦内各州遵从“共和、民主和社会法治国体之原则”。第14条规定了财产权利及其社会责任，以及对财产占取的补偿。第l5条允许政府把土地、资源和生产手段“社会化”。这样的规范模式对社会权的实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所关注的。实质上不管是美国未将社会权宪法化的模式，还是魏玛宪法将社会权宪法具体化的方式，或是现如今基本法将社会权高度概括的方式，社会保障权始终不能自动变成现实，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和执法的共同作用方能实现。而在这过程中，是会遇到冲突的选择。因为需要以对其他人自由和权力的妨碍与侵犯为代价，各国在面对此项权利的保障时才体现出如此之差异。这也正是宪法社会权通常“不能作为一种直接的能够获得司法保护的公民权而被证立，这一点对于看待基本法中的基本权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在对待社会保障权司法化问题的做法是：
1．权利的司法救济问题的解决前提是要求此权利经过立法实施。因为通常认为社会国体原则是对立法者和行政机关的一半授权。“1954年，联邦行政法院判决社会正义原则授予穷人获得福利资助的个人权利。但这项原则不能被个人直接依赖，而是必须基于立法调控。宪法确实要求政府提供人类基本需要，但何为基本需要则是立法者决定的问题。然而社会国体原则可以辅助并影响其他权利条款的解释”。
2．联邦宪政法院在面对所谓立法者决定的问题肘，采取了温和的措施。目前有学者将此种措施称为“弱救济”方式。所谓弱救济方式指德国宪法法院在面对类似于“政治问题”时，由于可能不适合由法院来作决定的，法院的裁判会给政府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但又未放弃直接司法干预的可能。这跟联邦宪政法院一直强调《基本法》的政治中立地位，拒绝采用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理论解释社会国体不无联系，使社会权实现直接司法救济将会触碰到诸多问题。但否认社会权的司法裁判性将有违权利的救济性特征。于是德国不采用直接强制实现其司法裁判的方式，而通过司法的克制与妥协，法院在裁判时，给政府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已达到督促立法与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将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具体予以实现。有学者认为“对于社会权，在其宪法文本文件的规定如此笼统，宪法审查上有如此克制的德国，实际上却是世界上提供社会福利最多的政府之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⑤’’。德国在对社会权的问题上，是否明智之举，得看社会权的实施状况是否真正令广大民众受益；
又是否值得我们深思，有还得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来考虑。
三、对德国与美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化与司法化的比较 美国的“福利权”的宪法地位无法确立，对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权利的保障更多的是借助于各州的立法和相关的法令。美国法院在通过宪法判例确立社会福利权的宪法权利地位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宪法对社会福利的保障还基本停留在上述程序性保障上，尚未将社会福利视为基本利益。德国的基本法对社会权的确定，是通过“社会法治国”原则来体现的。社会法治原则较容易透过基本权利将社会保障权具体化，使其具有实质意义。德国的“社会法治”原则是具有一定的宪法拘束力的。
美国与德国的宪法化社会权的模式虽然具有差异，但两国都是被承认为“福利国家”，各国在对人民社会权进行保障方面所作的努力，可体现对这项保障的要求。基于这种要求，国家需积极为人民提供、完善社会保障。司法审查中，都运用到了宪法解释方法。美国方面，在无法找到宪法规范社会保障权的前提下，法院利用扩大解释宪法文本的方法，使社会保障权找到依据。德国法院采用借助社会国体原则与其他权利条款相结合的整体性解释方法来审判。因此法院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有关社会权政策的实行。不管是美国联邦法院对社会权采用的在程序上的保障，还是德国法院采取“弱救济”方式，实质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社会权的司法性问题之所以存有争议，关键还是在实行社会权的可裁判导致的民主政体与自由的冲突，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因为鉴于社会保障权的司法实践会造成对民主自由的挑战，现行理论界所持的观点是“国家在保障及实践社会基本权利时，必须透过法律之程序不可，也必须对个人的、传统的自由基本权利，予以高度之尊重，求得最大的协和及予自由权最小之限制”。最大限度的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并由人民依据自己的能力，创造幸福及造就发挥其才能，而非完全依赖国家之给付原则。人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它损害了人的自由，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是懒人的借口。笔者认为 强调个人自由的核心地位固然没错，但不能因此忽略了人对于安全和保护的基本需求
社会宪法论文范文第5篇
（一）重要学术会议
1.国内学术会议
2006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与《法学》编辑部共同在山东大学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形成的历史过程与外国宪法学基本范畴发展的最新趋势；
2006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学术对话”学术圆桌会议，共同探讨了宪法学中的民法问题与民法学中的宪法学问题；
2006年12月16日在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公法与私法学术对话”；
2006年11月召开了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年会的主题是“宪法与新农村建设”，与会的300多名代表集中讨论了农民的平等权、农民的宪法地位、基层民主政权建设、“三农”政策与宪法等问题；
2006年7月25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了“社会转型与公法学的使命暨蒋碧昆先生法学教育与学术思想”专题研讨会；
2006年11月1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与广东商学院共同主办了“何华辉先生去世十周年暨学术思想讨论会”等。
在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2006年8月25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韩国地方自治法学会、韩国法制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韩国地方自治法制的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
2006年10月21日，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了“中日公法学课题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东亚公法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中国—法国私法与基本权利国际会议”，等等。
2.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宪法学发展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宪法协会组织了多次世界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探讨了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宪法问题，呼吁各国的宪法学家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待宪法问题，提倡通过宪法文化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2006年4月9日—11日，国际宪法学协会在南非开普敦召开了“过渡期后的宪政”圆桌会议。此次会议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宪政运动为题，重点讨论了从非民主、专制的体制向民主和宪政的体制过渡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在过渡期后应当重点关注的宪政问题。①
2006年9月14日至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纪念芬兰妇女获得普选权100周年大会及主题为“接纳抑或排斥——宪法的作用”的国际宪法学协会圆桌会议。在15日至16日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主题为“接纳抑或排斥——宪法的作用”国际宪法学协会圆桌会议中，与会者主要围绕着“宪法在排斥和接纳妇女中的作用概览”、“反对歧视的宪法制度的演变”以及“性别与宪法权利”三个分主题进行了讨论。
2006年10月7—12日举办了“萨尔茨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法治：在宪法框架内协调宗教与文化”。七场主题报告会的内容包括：现代宪法是如何制定的；
多元社会中的集体权利：人民自决权；
在冲突时期制定一部伊拉克宪法；
一个多元社会中的民主：非洲过去的经验及教训；
阿富汗的制宪过程等。
（二）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和译著出版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发表的宪法学论文500余篇，② 其研究领域大体上包括宪法学基本理论、人权与基本权利、违宪审查制度、国家结构与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与司法权、外国宪法与比较宪法等。③ 本年度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张庆福、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年刊2005》（法律出版社）；
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
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胡锦光主编《违宪审查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三秀著《走向良治的宪政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程乃胜著《近代西方宪政理念》（安徽人民出版社）；
刘连泰著《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徐振东著《宪法解释的哲学》（法律出版社）；
姚国建著《违宪责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魏晓阳著《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建馨著《和谐与宽容——宪法学视野下的公民精神》（法律出版社）；
刘之成著：《现代社会中的国家与公民——共和主义宪法理论为视角》（法律出版社）等。
二、宪法学研究的热点与创新
（一）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
正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梳理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关于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问题，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为了确立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自主性与品格，需要探索解释和说明中国宪法现象的范畴。但在划分这种范畴的标准和具体方法上，学术界则有不同的主张。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指出宪法的价值原点与价值终点是宪法价值逻辑体系的核心，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其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④ 也有学者系统地梳理和评述了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了“规范—本体方法；
辨证—历史方法以及经验—实证方法”、“社会—国家关系分析方法”等具体方法并进行了讨论交流。⑤ 在研究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特点时，有学者提出“宪法法理”的新范畴，认为凡涉及到宪法问题的理论，包括关于宪法的政治理论，都属于宪法法理的范畴，包括政府权力来源的理论、政府权力的组织、人权与及其政府权力的关系。⑥ 还有学者针对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新启蒙运动”，提出“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观点，主张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为宪法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⑦ 这些成果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
（二）宪法解释学的体系与方法
在2006年发表的论文中，学术界对宪法解释学的功能与体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开始探索具体运用的可能性与途径。
在宪法解释的基本理论方面，有学者研究了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这种模式以法律现实主义和法社会学以及利益法学为法理基础，它是客观理性的宪法解释模式，一些对衡量模式的替代方法将被证明是不可行的。⑧ 有学者集中梳理了德沃金宪法解释理论，⑨ 即关于宪法的道德解读的实践学说。有学者以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分析了美国判例制度下的宪法解释方法论。⑩ 对于宪法解释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实现政治法律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司法释宪受制于形式化的司法程序与规则，在弥合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消除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紧张、调和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兼顾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
（三）宪法学研究中的文本问题
近年来，宪法学研究中如何对待宪法文本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同时引发了学术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1.宪法文本与宪法正当性之间是什么关系？2.宪法文本研究中是否存在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冲突？3.宪法学者能否质疑宪法文本的正当性？4.以批评中国宪法文本为出发点的学术倾向是否有利于宪法实践的发展？5.宪法变迁与宪法实践之间如何保持合理的平衡？今年发表的有关宪法文本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上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宪法文本上存在的认识误区，提出了宪法学研究以文本为出发点的理论逻辑。
有学者在分析法律实证主义和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需加强形式主义的、法学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克服不以实定宪法概念而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的社会学思维定势，成就宪法学的法学性格，增进宪法规范的权威。（12） 有学者认为，认知宪法概念（13） 是宪法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宪法概念多数是不确定的法概念，充满着不确定性、多义性，需要宪法解释，据此我们也可以认知宪法概念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宪法学是在法体系内的、规范导向的、直接或间接为宪法解释服务的研究，是法律系统的自我观察。（14）
（四）基本权利冲突与限制基本权利界限
在基本权利冲突的理论研究方面，围绕基本权利实践中是否存在基本权利冲突，基本权利体系中是否存在价值位阶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5） 有学者认为，基本权利是公权利，是个人对国家的主张，而基本权利冲突却是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似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像一般的基本权利那样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从基本权利的不同功能侧面可以发现基本权利冲突内在地包含着“加害人——国家——被害人”的三角关系。（16）
在具体的基本权利类型的研究方面，有关社会权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关于社会权的本质，有学者认为，社会基本权承载着保障立宪主义下的市民宪法秩序的职责，在本质上是与自由要有同等功能的法规范，社会基本权的构成内容与范围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社会基本权的目的在于要求国家积极担负起照顾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责来。（17） 关于社会权是否具有可诉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反对司法裁判社会权主要出于分权考量、民主考量、公共政策考量以及社会权的不确定性，南非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开始了社会权司法裁判的有益尝试，这些初步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借鉴。（18）
有关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界限上，2006年学术界广泛讨论了“公共利益”在宪法学上的意义与界限问题。对公共利益的本质与核心，学者们分别从公共利益主体与具体程序的设定，主观的利益与客观的利益之分，公共利益界定涉及宪法分权问题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为防止以公共利益为名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学者们又建议要具备实质要件（遵循宪法规定的限制基本权利的依据）、形式要件（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采用法律的形式）以及程序限制（如采用信赖保护、法律规定的明确性等条件）等要求；
在采纳“外在限制说”的基础上，通过确定一定理念与规则去消除其危险性，即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的限定。（19） 针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存在的冲突，有学者认为，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限制公共利益的任意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公共利益是基于社会共同体而确定的价值体系，是社会成员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综合体，体现了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凡是被纳入到公共利益范畴体系内部的利益是个体利益高度概括化的体现。（20）
（五）宪法与《物权法》关系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宪法学研究逐渐从深邃的思辩纯理论研究变成一种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扩大了成果的学术价值。有关宪法与《物权法》关系的讨论主要包括《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方式与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的关系以及如何根据宪法判断法律违宪等问题。
在物权法是否必须强调根据宪法制定的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民法与宪法关系的正确理解上。有学者认为，从法理的角度来看，私法是宪法的基础，宪法是私法理念的升华，它应和私法原理相统一。（21） 而有学者认为宪法是包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根本法，不单纯是公法，民法是具体宪法架构下的具体的民法，不宜脱离一国的现行宪法抽象谈论民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因此，在物权法中明确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不仅从立法技术角度是必要的，从维持法律形式统一和端正人们的宪法与民法关系观念的角度看也有意义。（22） 有学者在考察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几种主张后，强调了根据宪法制定《物权法》的意义，表现在：一是表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发挥效力的基础；
二是表明本法与宪法之间的效力等级，上位的规范效力高于下位的规范，下位阶的规范不得违反上位法规范；
三是表明本法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其价值和效力来源于宪法。根据宪法只是规范价值的表述，并不是实然意义上的事实关系。（23）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民法根本说”、“民法与宪法平起平坐”等观点，有学者在系统地考察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作为一种法律学说，民法根本说所反映的是宪法与民法真实关系的幻影。在世界范围内，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一个早已由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生活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研究人员还需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法治发达国家已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上来，实在是中国法治后发的特殊国情使然”。（24）
如何理解《物权法》对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的一体保护原则上，学者们见仁见智。有学者从宪法与民法对财产权保护的内涵区别入手，认为物权法（草案）对公有财产（包括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与我国宪法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别对待具有本质区别，物权法（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不违宪。（25） 而有学者认为，在宪法眼中不同主体的物权应区别保护不应平等保护。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平等保护，是以国家集体在财产占有方面已经占据了优越宪法地位为前提的，是以国家、集体事实上占有和垄断社会全部财产中的基础性部分为前提的，这种平等只是宪法上和事实上公有主体居优前提下的法律上的平等。真正实现物权平等保护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公有经济的主体、主导地位。（26）
在如何根据宪法判定法律违宪的问题上，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合宪”、“违宪”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有学者系统论证了“合宪”与“违宪”的判断标准；
（27） 而有学者从宪法条款的不同性质着手，提出许多条款在法律上具有确定的意义，因而是可以实施的；
有些条款则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理想或政策取向，在法律实践中不具备可操作性。在宪法的适用和讨论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将宪法作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法律，仅限于适用那些在法律上可以实施的条款。尤其要避免将宪法作为政治攻击的工具，否则就将误用宪法并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28）
（六）宪法监督理论
2006年有关研究宪法监督方面的论文出现了新变化，在继续论证违宪审查制度在宪法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同时，学者们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中采取了更为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有学者对违宪审查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学术论证，对宪法实施、宪法保障、宪法监督、宪法适用、宪法司法化、司法审查和合宪审查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辨析。（29） 同时有学者在总结国外关于违宪主体的理论基础上，对违宪主体的界定标准及范围作了系统阐述。（30） 也有学者研究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及其实践等，概括了其发展趋势。（31）
（七）宪法哲学的理论
本年度宪法学研究中有关宪法哲学问题的探讨是值得关注的学术动态。有学者认为，宪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宪法？人类为什么需要宪法？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宪法？宪法哲学的本质是政治哲学。（32） 关于宪法哲学的定位，有学者认为，宪法哲学既不属于哲学，也非政治哲学，宪法哲学属于宪法学，是法哲学，它关注的是宪法和宪政的价值世界、意义世界。（33） 也有学者在讨论宪法学发展走向时认为，宪法学可在宪法科学和宪法哲学两层次上独立地展开，宪法科学以实然宪法的应用为中心，宪法哲学以宪法的应然为中心。（34）
三、本年度宪法学理论研究的评析
本年度宪法学研究首先突出了专业化、规范化的特点。除通过召开“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问题”等研讨会，深入探讨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外，积极开展了与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强化了宪法学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功能。另外，专业化的宪法学研究队伍的形成也是宪法学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宪法学研究开始形成专业槽，建立了自身的逻辑与语言，改变了宪法学过于“大众化”的形象，区分了不同专业之间应该具有的学术界限。
在关注宪法学的中国问题的同时，强化了宪法学的实践功能。2006年宪法学界关注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宪法问题，力求从中国宪政体制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解释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各种宪法问题。
在研究内容上，本年度宪法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是宪法基本原理和基本权利，对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持续关注构成本年度宪法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在宪法学的开放性方面，尽管本年度的宪法学研究论文中外国宪法、比较宪法学的论文所占比重不大，但研究中国宪法问题时，多数学者以外国宪法的理论或实践为背景，力求把中国宪法的发展纳入到世界宪法发展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为将来中国宪法学与世界宪法学的平等对话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注释:
① 见莫纪宏：《旧话题，新宪政》，《中国宪政网》2006年4月21日访问。
②因篇幅所限，本文根据选题与研究内容介绍部分论文的学术观点，未被列入的并非不重要。
③ 有关具体研究领域的比例与统计的分析，参见韩大元：《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④ 《第二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论文集》，2006年5月山东大学法学院。
⑤ 参见《第二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http://old. calaw.cn/include/shownews.asp? newsid=6663.
⑥ 朱福惠：《立宪主义宪法规范的法理诠释》，载《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
⑦ 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⑧ 刘国：《宪法解释的衡量模式——兼论宪法解释方法的变革》，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3期。
⑨ 范进学：《论德沃金的道德解读——一种宪法解释方法论的进路》，《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⑩ 徐振东：《客观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国判例制度下的宪法解释方法论》，《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1） 郑贤君：《宪法解释是政治法律化的基本途径——兼议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12） 郑贤君：《如何对待宪法文本——法律实证主义与社会实证主义宪法学之争》，《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
（13） 王贵松：《宪法概念的认知方法及其反思》，《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14） 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15） 张浩书：《反思“权利冲突”问题的真与伪》，《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6） 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机构与解决模式》，《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17） 徐振东：《社会基本权理论体系的建构》，《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
（18） 胡敏洁：《社会权的可裁判性》《法律科学》2006年第5期；
黄金荣：《司法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能性与限度——南非宪法法院格鲁特布姆案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
（19） 张翔：《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20） 韩大元：《从若干案例看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载《人民论坛》2006年第14期。
（21） 郝铁川：《物权法（草案）违宪问题之我见》，载《法学》2006年第8期。
（22） 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23） 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2006年第3期。
（24） 童之伟：《宪法与民法关系之实像与幻影》，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25） 焦洪昌：《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分析》，载《法学》2006年第3期。
（26） 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载《法学》2006年第3期。
（27） 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2006年第3期。
（28） 张千帆：《宪法的用途与误用：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宪法问题》，载《法学》2006年第3期。
（29） 胡锦光：《违宪审查与相关概念辨析》，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
（30） 莫纪宏：《违宪主体论》，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31） 牟宪魁：《日本宪法诉讼制度论的课题与展望——以反对设立宪法法院的主流学说为中心》，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王峰峰：《从小泉参拜判决看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附随性”》，载《法学》2006年第2期；
《法学》2006年第8期；
朱应平：《澳大利亚宪法非歧视性条款的适用及启示》，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32） 邓毅：《什么是宪法哲学》，载《华东政法学院》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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