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沿海发达地区给外地参观考察者留下的直观印象就是繁荣，而这繁荣的载体则是城乡一体化。在高速公路两侧，那集中连片的工业园区，那数不清的乡间小洋楼，无不散发着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
沿海发达地区给外地参观考察者留下的直观印象就是繁荣，而这繁荣的载体则是城乡一体化。在高速公路两侧，那集中连片的工业园区，那数不清的乡间小洋楼，无不散发着欣欣向荣、 日新月异的信息。
乡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经济发选、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但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造成城镇化严重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矛盾中的关键因素。这一结构性矛盾在西部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以内蒙古为例， 虽然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千，但城镇化质量却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撤盟设声、旗县改市以及撤乡并镇所带来的城镇人口“虚高’现象较为突出：二是内蒙古的城镇大都规模较小、功能不健全，而且城镇布局过于分散。
我国在“十五”计划牛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这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民收入过低和增长乏力的根本出路；
是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是改变农村消费下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动力之一；
也是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保护耕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从我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要突出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扩大城市人口和建成区规模，增强吸引力、辐射力和综合服务能力，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同时，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进一步强化优势，突出特色，完善城市功能，不断增强要素集聚和扩散能力。依托现有旗县政府所在地和有条件的中心镇，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成为“生态移民”、移民扶贫开发和转移农村牧区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栽体。城镇发展要突出重点，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逐步形成符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城镇格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推进城镇建设和运营市场化。改革城镇管理体制，破除影响城镇发展的体制及政策，促进人。和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所有体制性和政策中最核心的东西恐怕就是户籍制度。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半个世纪前的建国初期，在当时那个特定年代也许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东西都在广泛地与国际接轨，户籍制度更应当与国际接轨。只有彻底拆除横亘于城乡之间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逸堵“柏林墙”，我国的城镇化才能最终得以顺利实现．
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发达地区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说明，小城镇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小城镇经济发展，特别是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城镇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2篇
一、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全面实施“环境立市，开放带动，自主创新，产业提升”的追赶跨越发展战略、率先在全省丘陵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以完善城乡总体规划为先导，统筹城乡设施、产业、人口布局；
以深化城乡配套改革为动力，统筹城乡资源要素配置；
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为支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城乡繁荣，加快形成“体制统
一、规划统筹、资源共享、利益共得”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总体目标。到**年，基本建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初步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农村发展水平全面提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明显缩小，为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城乡体制基本接轨。基本消除城乡户籍差别，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平等待遇，建立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财政体制。消除农民就业体制障碍，实现城乡就业管理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力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城乡空间布局一体。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农民新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形成比较合理的市域空间布局和城镇结构体系，初步实现区域有机联系、人口相对集聚、资源集约利用。县城建成区面积每年扩大10%以上，城市化率达到38%，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110万人。
—城乡产业发展协调。以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五大支柱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城乡产业互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次产业相互融合，结构调整为17:53:30。
—城乡社会发展同步。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明显缩小，基本形成城乡均衡的基础教育体系、文化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高标准普及学前教育和9年基础教育，办学质量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以上；
建立完善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和疾病预防体系；
城乡老年休养、娱乐、教育、康复事业加快发展，残疾人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
—城乡社会保障对接。养老、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险全面覆盖各类企业与职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普及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100%以上，农村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五保户对象集中供养率50%，基本形成项目齐全、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标准接近、相互衔接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城乡基础设施联网。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覆盖城乡的“路网”、“电网”、“水网”、“气网”、“信息网”、“生态环保网”基本形成。构建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通乡通村公路配套协调的综合交通网络；
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
天然气管道基本实现重点建制镇以上联网；
宽带网络基本覆盖全市农村；
建制镇生活污水达标排放率80%，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0%，沼气池、改水、改厕、改灶推广面达到33%以上；
生态型循环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各区、县基本达到生态县建设要求，“生态**”基本成形。
二、主要任务
（三）统筹城乡规划建设。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互补、融合、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1．以城市总体规划为龙头，科学编制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居住建设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农田保护空间、生态保护空间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充分发挥**市中心城市和安居、射洪、蓬溪、大英县域城镇的中心带动作用，逐步建立起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二级县域中心城镇为极点，三级重点中心城镇为支撑，其他四级建制镇为基础，乡集镇为补充，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联系紧密、设施配套、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镇网络体系。
2．完善城镇职能等级体系，形成以中心城市（市城区）—副中心城市（县城）—重点建制镇—一般建制镇为主体，梯次鲜明、功能协调、布局合理的城市发展框架。加强中心城市各区片的沟通协调，扩大中心城市规模，培育完善中心城市功能，增强中心城市对市域发展的集聚和辐射作用，规划到**年，中心城市实际居住人口达到80万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50万人以上）；
加快各副中心城市向中等城市发展，增强其在区、县域范围的中心功能以及对中心城市的替补功能；
深化重点建制镇综合改革，推进重点建制镇向小城市发展，充分发挥重点建制镇在吸纳农村转移人口，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健全城镇体系架构，从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实现市区县发展良性互动和共同进步，增强全市整体实力。把农村居民点纳入统一规划，以县为单位编制县域村庄布点规划，按照规模适度，合理集聚，梯度缩并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调整村庄布局，撤并小型村，拆除空心村，缩减自然村，形成梯次合理的农村居住点布局，构建基础设施共享网络。根据交通区位特点、文化旅游、自然风貌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基础，保护和培育镇村个性，发展一批特色镇、特色村。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优化一产业，提升二产业，突破三产业，推进产业联动，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1．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稳定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以都市型高效生态农业为方向，发展优质粮油、优质果蔬、中药材、茶叶等现代种植业，发展优质生猪、优质肉牛和商品家禽等现代畜牧业；
依托山、江、林、园、果、湖等资源，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农业。
2．按照区域集聚、产业延伸、服务配套的产业集群化要求，做强做大化工、食品、纺织服装、机电配套、制药业五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
培植引进发展微电子、光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经济总量。以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为方向，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旅游会展、商贸流通、金融保险、文化传媒等现代服务产业。
3．根据区位条件和空间规划，整合优化产业布局，统筹发展培植区域经济带。以涪江流域和成南高速公路为主轴，发展沿江沿线经济带和城镇群，形成集工业生产和生态环保、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组团式经济集群，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发展太和（纺织、轻化工、商贸）、金华（休闲旅游、观光农业）、柳树（食品、建材）、蓬莱（盐化工、纺织、机械配套、旅游）、隆盛（石化、农副产品加工）、回马（化工、饲料、塑料、兽药、纸业、建材）、红江（丝绸、蔬菜加工）、新桥（机电产业集群）等集镇。
4．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好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工作。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运用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知识型产业和节约型产业，提升城乡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县城和集镇供水、排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建设，在“十一五”，沿涪江25个集镇和郪江沿岸的蓬莱、隆盛，琼江沿岸的安居、东禅，芝溪河的赤城、下东等建立和完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设施；
“十一五”后期到“十二五”初，在柳树、新桥、安居等重点集镇建立医疗及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
（五）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动就业容量的扩大，以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动就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为城乡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就业服务。积极发展社区服务业，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加强农产品加工、流通和服务领域的岗位开发，实现110万农村劳动力转岗就业。完善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健全市、区（县）、镇（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和市场体系，建立动态化管理的劳动力资源和用工信息库，把就业管理工作延伸到农村社区，构建社区、农村与劳动部门、公共职介机构联网的劳动保障信息系统，实行信息共享、跨区服务。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统计制度，统一就业服务内容与标准，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同等的就业指导。积极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务工，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自主创业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优惠政策，逐步消除户籍壁垒，加强城乡就业者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实行同工同酬同保障。
（六）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围绕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完善城乡养老保障制度，所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均纳入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全面覆盖，做到失地必保、急征急保，并随着经济发展稳步提高享受标准；
构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通道，鼓励被征地人员依照城镇自谋职业者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按照“低门槛、多层次、广覆盖”的原则，逐步推广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扩大城镇医疗保险参保面，推进门诊医疗统筹；
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面，逐步建立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受惠制度。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缩小城乡低保享受标准差距；
发展慈善事业、老年人事业、残疾人事业、“五保户”供养等社会福利事业，加大扶贫帮困力度。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到**年，城乡保障项目基本同有，保障水平逐步接近，基本实现人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贫有所济。
（七）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把推进农村经济增长与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鼓励和引导城市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优生优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加大基础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引导高中段教育向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集聚，农村初中向重点建制镇集聚，农村小学幼儿教育向乡镇和中心村集聚，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到**年，基础义务教育力争有2个以上区县成为全省“义务教育示范县”，初中三年直升率达到90%，力争全市60%以上的乡镇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到**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全市每十万人口中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达8000人以上。支持市内高等学校做大做强，积极引进省内外高校到**办学，全市高职在校生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大力发展各类职业培训，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达到12年以上；
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全民终身教育，基本形成全民教育、终身教育、优质教育一体化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进一步深化卫生体制改革。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为依托，以加强公共卫生、社区卫生和重大疾病防治为重点，加快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全面落实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加强宏观调控，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总体目标是：到2008年基本建立起新型的农村卫生、社区卫生、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到**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使我市卫生事业总体水平和县域卫生处于全省领先水平。深入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城乡文化体育设施，把镇乡文化站建成集文化、广电、体育、成教、科普为一体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普网络队伍建设，促进科技成果的开发和转化，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提高城乡居民的科技素质。繁荣村落文化，挖掘、保护和弘扬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发展农村文化体育队伍，大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和全民健身计划，创建文化特色村、示范户，丰富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八）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市建设结合起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实施高速骨架工程、干线畅通工程、通乡通村工程等三大交通工程，以市城区为中心，建成310公里的“一环六射”木字形高速公路网络；
建成市区县的内环、中环、外环“三个环形”及“三横四纵”的干线公路网络；
通村通乡水泥路和油路比例达到100%。实施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市城区每年的城市建设投入保持在5亿元左右，各区县县城建设投入平均保持在1亿元左右。实施乡镇和新村建设工程，以5个新农村建设示范镇和15个示范村建设为重点，全市村镇建设年均投资达到8亿元，累计新建改造街道200条，新增村镇街道50公里，新建和改造市场20个，新增农民新村200个，新增住宅面积850万平方米。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农村供水、供电、供气、通信、信息等网络建设和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实现公共设施的城乡对接和共享。积极开展流域治理，构筑防洪体系，建设重点水源工程和区域外引水工程，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河道清水整治。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控制农村面源污染，全市农村地表水质达标率达到80%以上，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10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以上，农村沼气普及率达到70%以上。
三、保障措施
（九）完善规划体系，发挥规划先导作用。树立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规划理念，把农村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规划的系统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三规”融合，形成相互配套、衔接、管理有序的规划体系。深化规划体制改革，建立统筹规划机制，加强对各类规划的统一管理和协调指导，强化农村发展规划职能。市级相关部门和各区、县政府，要根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市级各专项规划，从自身经济发展基础、资源特征出发，编制完善区域发展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统筹城乡、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同时，要加强对各镇乡总体规划和村庄布点规划的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
（十）拓宽投入渠道，加大农村投入力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立财政不断加大统筹城乡发展投入的制度，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实现公共财政城乡全覆盖。制定从国有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社会保障、农民培训、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具体办法。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依法安排并落实好对农业和农村的预算支出，逐步形成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
建立财政对农村教育、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
逐步增加对农村社会事业和生态建设的投入。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龙头企业、农村公用事业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扩大农户小额信贷覆盖面，继续探索多种担保办法，鼓励设立农业担保机构，解决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支持发展农业保险，逐步形成以保险公司为主体、农业生产者互保为补充、政府适当补助的农业保险机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健全乡镇财政收支预决算制度，进一步规范乡镇财政行为，逐步消除乡镇债务，杜绝出现新的债务。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
城乡协调；
经济社会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11-0013-07
一、引言
自党的十三大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国内理论界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但迄今未能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2010年10月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十二五”时期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已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这在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扭曲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并且这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长期延续。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我们认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由工业偏向到工农并重、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具体内涵，同时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依托。鉴于此，本文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视角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探讨。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追求，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等人奠定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理论确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此后，围绕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索罗(1956)、斯旺(1956)、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索罗－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大多集中于对经济增长数量问题的研究，而相对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带来了城乡对立、结构失衡、分配不均、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导致了“无发展的增长”。鉴于此，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增长是否有意义”的命题，罗伯特・巴罗(2002)、马耶夫(1997)、托马斯(2000)等人在经济增长质量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引导着人们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转向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
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克思对扩大再生产和级差地租等问题的论述中可以引申出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工业扩大再生产的两种不同类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是农业生产中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一般而言，如果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推动，则可以称之为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如果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则可以称之为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洪银兴等，2000)。此外，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期，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型发展阶段，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金碚，2006)。但到了工业化发展的中高级阶段，为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则必须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同时受新技术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而实现复兴的影响，前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命题，要求通过生产集约化，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到1990年之前完成向集约化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的过渡。此外，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1969)、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1977)、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1980、1982)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
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历程中，党对如何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进行了不懈探索。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强调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特别注重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但在这一时期我国执行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倾向于最大限度扩大生产规模，这决定了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是粗放型的。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中央提出并多次强调实现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低价格资源的大量投入为标志的血拼式竞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间竞赛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因(金碚，2006)，这导致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长期延续，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紧迫的重大任务。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和城市偏向政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之一，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内在的城乡关系、经济社会结构等密切相关，鉴于此，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着力点。
三、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
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主线。鉴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国领导人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对劳动力吸纳有限，为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执行了一系列城
市偏向政策，出现了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长期分割并存的现象。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农村改革及城镇化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分割与对立问题，尤其是使封闭型的城乡关系逐步走向开放，城乡壁垒中最难突破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1988年的调研报告认为，中国存在着由户籍、住宅、粮食供给、副食品供给、燃料供给、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十余种制度构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农民与市民阶层对立。此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转化。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下，城乡居民在政治参与权、经济收益权以及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为深重的消极影响，并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统计，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89：1，2000年这一比例扩大为2.79：1，2007年进一步扩大为3.33：1，2010年虽略有缩小，但仍然高达3.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基础，同时也是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隐患。第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使得城乡居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向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通过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分割开来，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在城市公共服务得到有效供给的同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有研究认为，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因素考虑在内，2007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已达5：1甚至6：1。在户籍制度之下，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提升，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央**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的战略思路渐趋明晰，最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命题。我们认为，由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力抓手。通过城乡融合，可以加快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从而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使城乡居民共享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对于启动农村内需、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实际上是“两个一体化”的统一：一是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即在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
二是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即逐步改变经济发展迅速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实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具体而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十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城乡建设规划一体化、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经济主体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城乡收入分配一体化。这十个方面的一体化既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应有之义。因此，今后应从这十个方面着手实现城乡关系由分割到融合，并由此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四、由工业偏向到工农并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是当时的主要产业，农业产值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采取了工农业非协调发展的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家通过对农业基本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通过程的垄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等形式实现了对农业剩余的强制攫取。李(1993)估计，1955-1985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为5430亿元，如果把通过农业税、价格剪刀差和储蓄净流出三种渠道汲取的农业剩余总额加总，则这30年间国家从农业中获取的剩余总额为6926亿元。工业对农业的剥夺使得农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
与此同时，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乡一城流动，使得剩余劳动力不断追加到有限的耕地之上，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表1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投入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甚至低收入国家，每一劳动力的净生产率相对低下，传统农业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造，这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深重的消极影响。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首先从农村领域展开并以磅礴之势推向全国。从1982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几年间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实质上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重新恢复了在中国延续已久的小农经济。土地细碎化、单家独户经营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农业难以获得规模收益，并且阻碍了农业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进步缓慢。此外，经济体制改革重心从1985年开始由农业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GDP增长成为基层官员政绩考核的关键指标，因而产值大、规模效益显著、增长速度快的工业部门就成为基层政府的主要关注之所在，农业则在某种程度上被冷落。在工业偏向的政策框架下，即使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与农业资源向城市及工业部门单向流动的局面依然未能得到扭转。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2000年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从农业中汲取了1.29万亿资金用于工业发展；
如果从城乡关系来看，同期大约有2.3万亿资金从农村流入城市部门(Huang etal.，2008)。因此，工业偏向的产业发展政策导致传统农业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造，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更新缓慢，工农业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张培刚(2009，中译本)认为，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与工业之间都应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并且是工业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
与此同时，工业所提供的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又是农业得以改良的重要条件，因而工农业必须保持协调发展。舒尔茨(2006，中译本)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
尽管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但现代农业却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由工业偏向转移到工农并重的轨道上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这不仅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我们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对农业引入先进的生产要素，实现农业技术变革。为此，一是必须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建
立起适合经济发展水平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二是要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形成高效率的要素替代，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现代化水平；
三是注重运用以经济刺激为基础的市场手段，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动来刺激农民，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五、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
一般而言，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被动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所推动的城市化，这一阶段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集聚所引致的城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城市缺乏渗透、辐射作用，居民生活质量较差，城市产业结构扭曲，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与“被动城市化”相对应，在“主动城市化”阶段，城市的自生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城市化取代工业化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
与此同时，城市化由注重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的外延式增长向注重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经济社会逐渐融合。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工业化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与此相对应，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基本属于“被动城市化”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近3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由1952年的8.3％提高到1978年的33.5％。但由于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前的城市化未获得明显进展，形成了“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使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1988年的26％和1998年的33％。但在推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同时，工业化所引致的“被动城市化”也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第一，大量城郊农民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因强拆房屋和强制征地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第二，进城农民工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形成了“半转型的农民工”和“半截子的城市化”，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城镇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第四，低端工业产值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缓慢，现代农业发展乏力，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得到根本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粗放型的工业扩张模式得到有效遏制，重化工业的发展接近顶峰，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趋于弱化。与此同时，大中城市的自生发展能力和渗透辐射作用不断增强，其对周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功能趋于完善。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的城市达到20个，大中城市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体系日益完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新兴城市群发展势头良好，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逐步显现，这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开始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阶段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不断松动，进城农民工日益增多。截至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制造业、建筑业和城镇服务业的主力军，但由于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属难以享受到附着在城市户籍之上的相关福利。他们的职业是工人，而身份却依然是农民，其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明显区别于真正的“市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大打折扣。“主动城市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是以城市为载体不断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品质，并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使农村居民共享城市文明。我们认为，在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的转变过程中，应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不仅是“主动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等渠道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因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到产业化转变。具体而言，第一，“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现代农业尤其是城郊观光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发展，加快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第二，“主动城市化”可以推进工业布局结构调整和工业产业的优化升级，使现代工业向城郊和农村地区发展，加快农村工业产业化进程；
第三，“主动城市化”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高科教文卫事业的产业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200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城镇化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并赋予其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提出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主动城市化”阶段，“主动城市化”将通过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成为引领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六、结束语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石河子 统筹 城乡经济 协调
一、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分析
石河子垦区城乡协调发展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十六大之后，中央领导集体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突出加以强调。总理把“城乡协调”作为这一届政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推出天北经济带，而石河子位于天北经济带的中心，通过市场引导和政策扶持，石河子面临发展的大好时机。从内部环境看，中心城市石河子市经过五十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邮电通讯先进迅速，科教实力雄厚，文卫事业发达，金融机构齐全，国际国内业务配套，具有较强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功能。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农业，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具备较强的承载力，为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新疆石河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在今后的发展中，石河子垦区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的组织化程度，经过15年左右的努力或稍长一段时间，石河子垦区城乡将在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全面实现一体化发展。
总体战略目标如下；
把石河子建设成为自治区、兵团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食品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要建立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生活方便、交通便捷的垦区城镇体系。依托交通体系和经济布局体系，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一个核心区、四条带”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形态。
一个中心：石河子市；
一个核心区：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发展区；
四条带：石莫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
石河子----下野地集中发展带；
乌伊公路沿线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镇带；
呼克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
根据垦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在宏观层次上重点发展北区、中区、南区的中心城镇，并依据垦区发展条件的差异，各有侧重。（1）北区重点发展下野地镇、西营镇、新安镇。（2）中区重点发展石河子市。（3）南区重点发展石场镇。
三、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选择
1.形成团场、城镇与市区间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的经济发展格局。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想适应的，以城市为核心的，开放型的垦区经济空间布局。垦区经济分区根据石河子南依天山北临沙漠，地块分散的特点，结合垦区发展条件的地域差异，将垦区分为三个经济区。
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区，包括石河子市区、一四三团、石总场北部、一四七团、一四一团、一四二团、一四四团，农业生产为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服务，石河子市是本区域的重点。
北部农业及其加工经济区，包括莫索湾的一四八团、一四九团、一五零团、下野地的一二一团、一二二团、一三二团、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一三六团。该区域农业主要发展粮食、棉花及其他副产品；
西营镇（一四八团）、下野地镇（一四三团）、新安镇（一四二团）是本区域的中心镇。
南部能源、建材、畜牧业经济区，包括一五一团、一四二团、博尔通沟，南山煤矿、南山水泥厂。农业以发展养羊业为主，工业重点发展煤炭、煤化工和水泥及水泥制品业，同时，开发旅游业。石场镇是本区中心镇。
2.形成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享受同等社会福利与保障的社会发展格局。在加快石河子垦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团场社会发展。团场职工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城市享受同等条件。实现团场保障与市区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两步走:首先要把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即建立与城镇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保险法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救助保险社会化为主要机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然后,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筹资的机制,最终建立由覆盖全市城乡统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由城乡社会福利、城乡社会救助、城乡优抚安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组成)、市级统筹的补充保险与以商业保险为主的附加保险等组成的城乡一体化。
3.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生态发展格局。城乡发展应该把经济、社会与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合系统来考虑，应该把城乡生态一体化作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发展道路；
要彻底打破城乡环境对立的旧格局，事实上，生态环境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形成以绿地和环保产业为依托的水净、土净、气净的都市生态环境。各团场的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独立过程，也不应只限于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而且也同样包括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协调的社会进步。加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实现梯度转移型向互动互补型转化，这是石河子工业化发展到现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总之，城乡生态环境的融合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最重要的价值趋向和理念，对石河子这样的花园型城市，这一点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飞:石河子年鉴.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收入差距 和谐社会 发展
一、城乡经济和谐发展的意义
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20.94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GDP的增长速度达到10.7%，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从全国来看，2004年我国居民个人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进入收入分配的绝对不平均阶段。20%的高收入人口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是5倍，《社会蓝皮书》的主编李培林教授在中科院作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报告时指出，实际上，这个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就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的我国来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是构成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贫富差距过大，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一方面致使内需不足，消费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明显，由于消费需求的不足，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从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
另一方面，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适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曲靖地区属于我国的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自然资源禀赋较差，人力资源稀缺，科技水平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加上“少、山、边、贫”等山区的客观现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显著，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曲靖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从而引起足够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缩小城乡差距，对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曲靖市经济建设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2005年的经济总量达到441亿元，居云南省第二位，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6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达到9497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96元。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曲靖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与社会、收入与分配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农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却以更快的速度提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之曲靖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尚有一些贫穷、落后的山区仅仅解决温饱问题，曲靖地区城乡差距就更为显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城乡差距的基础和重要因素。在此，以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状况为基础作一些统计分析。
1、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现状
从表1可知，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曲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都在逐步拉大。从绝对数看，1984年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为243元，到1992年收入差距突破1000元，达到1057元，增长了4.35倍，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增长更快，到2005年，收入差距已达到6800元，年平均增幅为8.1%。从相对数来看，曲靖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由1984年的1.8倍，扩大到2005年4.27倍，以上数据说明，曲靖城乡二元差距较为显著。这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且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也受到制约。
2、曲靖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在2000年以前，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从相对数看，差距悬殊不大，均在3倍以内，2000年后，曲靖农民收入增长更慢，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更快，从而收入差距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22倍，曲靖的则为4.27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曲靖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全国平均水平更为显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曲靖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不能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从而致使农民增收的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
从另一方面来说，则是政府对农民、农村支持和辅助的力度还不够。
三、曲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源剖析
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基数大、增速快，使得曲靖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年收入的比率逐渐拉大。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还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医疗、教育、保险等福利收入，实际差距更大。导致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落差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增收渠道狭窄，收入增速慢。曲靖地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1.41亩，只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村劳动力200多万，还有130万剩余劳动力需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由于劳动力总量远远供过于求，毫无技能的农民进城打工，受到了明显不平等的待遇，工资被压得非常低，无任何社会保障。
2、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2000年，云南省农村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6.85年，曲靖山区还有大量的农民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生产率较低下。农民收入提高慢，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就会越来越少，导致农村教育落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反过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迟缓，从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
3、缺乏合理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农民进城打工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待遇。同时，农村目前没有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大量农民又外出打工，就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和荒废的现象，农业也无法实现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阻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要缩小曲靖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途径还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解决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应该从“输血”和“造血”两方面措施入手，并且从“输血”逐步向“造血”过度，实现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1、在财税政策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005年，由于市政府在财税政策方面向农民的倾斜，农民获得了很多好处，人均实际纯收入增长了l9.5％，是自1997年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78元，并全面免征农业税。这些措施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巨大的城乡差距问题。
2、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和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在户籍制度管理上，可以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消除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二元性。国家必须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挥目前土地制度的优势，使在非农领域就业的农民可以主动地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改变目前大面积土地被撂荒或粗放式管理而未被充分利用的局面，充分发挥耕地应有的效益。从而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3、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管，充分发挥民营、私营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近几年来，曲靖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增加很快，可就地吸收一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这些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科技含量低、管理混乱、污染严重等状况，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和监管，促使企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交通不发达的贫困山区，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鼓励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发展养殖业以及开发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和农特产品等来增加收入，政府主要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在科技上给予指导。
【参考文献】
[1]曲靖地区经济发展概要[M].中共曲靖地委办公室编，1995
[2]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2005
[3]云南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05
[4]赵建华.“十一五”时期曲靖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