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学研究论文【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阶段；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
（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
（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
（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
（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
（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
（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
（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
（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
（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
（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
（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
（2）关于技术的本质；
（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
（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
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
（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
（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
（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
（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
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
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
（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
（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
（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
（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10]任元彪.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简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4):p19~21.
[2][17]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和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8):p99~101.
[3][8]吴国盛.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6):p80~82.
[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p1.
[5]于棋明.学科建设与课程定位[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12):p67.
[6][12]陈其荣.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2):p14.
[7]郑毓信.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4):p93~94.
[9]张培富.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1):p14.
[11]吴国盛.试论自然辩证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3(4):p1~4.
[13][18]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p54~59.
[14]刘大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科学哲学[J].哲学动态,1999(6):p2~3.
[15]赵景来.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若干问题研究述要[J].教学与研究,2004(6):p66~72.
[16]安维复.从社会建构主义看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社会哲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p36.
[19]黄瑞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哲学动态,2004(8):p19~21.
[20]曹天予.西方科学哲学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1):p7.
[21]赵跃红.论域、主题和基本方法:科学哲学究竟会走向何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3):p56.
[22]田鹏颖.社会技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J].社会科学辑刊,2004(6):p12.
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线性科学；
第二种科学；
右脑革命
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问题的共性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短短的30年时间为科学发展开辟出新的广阔天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愈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正确认识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会不会引出另一种全新的科学——第二种科学，非线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会引起哪些思维方式的变革，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非线性科学的正确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哲学的进步。
一、非线性科学与线性科学
“线性”与“非线性”是一对数学名词。“线性”是指两个变量具有正比例的关系，它在笛卡儿坐标平面上表示为一条直线。“非线性”是指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像正比例那样的“直线”关系。经典科学并不是纯粹的线性科学，它也含有非线性方程，其实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就是非线性的。但经典科学从其研究方法讲则是线性科学，这是因为经典科学面对着非线性现象，总是要设法略去非线性因素或者把非线性问题简化为线性问题来处理。线性化是经典科学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以经典科学也被叫做线性科学。应该承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继续在人类知识扩展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当今很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宣讲非线性科学时总要展示线性科学在某些领域的无能，却很少提及线性科学及线性化方法的巨大成功方面，这不是全面的辩证认识。
不可否认，线性科学的线性化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最近几十年兴起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发现，非线性系统往往存在间断点、奇异点，在这些点附近的系统行为完全不允许作线性处理。“非线性因素是系统出现分叉、突变、自组织等非平庸行为的内在根据，用线性化处理所‘化’掉的恰好是这类奇异行为”[1]。非线性现象的研究价值就在于保留非线性特性，揭示非线性规律。所以，在生命运动、生态演化、气象变化等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处理上，线性科学就显得无能为力，不能代替非线性科学而一霸天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既有清晰事物、线性关系、周期运动、整形等简单现象，也有模糊事物、非线性关系、混沌、分形等复杂现象。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简单现象，非线性科学研究适用于复杂现象。线性科学在其适用范围内简便、有效，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已成为世界观、方法论而深入人心。而非线性科学则因其“复杂性”，在短期内还只能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小圈子里研究，很难为大众普遍理解、认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科学观念与文化意识。所以，非线性科学不可能取代线性科学而一枝独秀。
非线性科学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而线性是非线性的特例。正像牛顿力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低速运动情况下的特例一样，我们可以把线性科学看作是非线性科学向线性条件的逼近。也正如牛顿力学的这种近似处理方法足以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被保留，线性科学同样也不能简单地被否定。“整形几何与分形几何，精确性科学与模糊性科学，线性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力武器，既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2]。
二、非线性科学与“第二种科学”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科学方法论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这就是整体论或称机体论，或称“逾层凌域分析方法论”。“逾”者，贯通；
“凌”者，侵犯。逾层，求得层次沟通；
凌域，鼓励主动进入其它学科门类。刘华杰先生认为，“与新的科学方法论相对应的新科学，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科学”[2]，“我们有理由期望几百年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引起另一种科学，即第二种科学”[2]。“第二种科学”按字面理解，无非是不同于“第一种科学”的科学。我们可以抽象地假定“第二种科学”的概念，但其具体内容却颇费思量。我们面对着同一世界，竟还能构想出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若真有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我们大概也只能择其一，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统一、完整的世界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科学体系，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种科学图景里。
非线性科学是从线性科学中自然引申出来的，沿袭了线性科学的几乎所有规范，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旧科学是“可通约的”，可还原的。刘华杰先生认为：“强调新旧科学之间的可通约性、连续性，并不等于否认科学的革命性”[2]。我们承认科学的革命性，但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第二种科学的成立。科学革命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哥白尼日心说对托勒密地心说的天文学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物理学革命，但历史上的科学革命从未引发第二种科学，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也承认非线性科学的意义深远，可以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相媲美，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都没有引出第二种科学，若说非线性科学将引出第二种科学，则有过誉之嫌。即使是非线性科学对线性科学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变革，但会不会引出第二种科学仍难以断言，因为科学史上没有先例。
刘华杰先生虽然使用“第二种科学”一词，但同时承认第二种科学与第一种科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在并存阶段具有相似的科学规范，第二种科学照样大量使用还原论方法，只是不限于此。如此看来，“第二种科学”空有其名。我们不赞同“第二种科学”的概念，是因为它有与第一种科学相区别乃至对立的暗示，也有否定经典科学之嫌。非线性科学就是它自身，无须第二种科学来扬名。
三、非线性科学与思维方式变革
断言非线性科学将引发“第二种科学”未必可信，但非线性科学的重大方法论意义却不容置疑，它也必将推动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1)科学研究中的简单性研究方法并不是普遍有效的，对复杂现象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处理，往往能够简化问题。简单性研究方法是经典科学的传统方法，它由来已久。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中世纪学者奥卡姆的剃刀，近代的还原分析及线性化方法其实都是简单性研究方法的不同表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就必然从简单性问题逐渐转向复杂性问题。现代科学发现了大量复杂现象，而线性科学的简单性研究方法不适用于复杂现象研究，若我们仍抱着简单性研究方法不放，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对于真正的复杂性，用简单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往往显得繁难而无效，用复杂性科学方法建立的模型反而简单有效”[1]。
(2)深刻理解事物的内在随机性，学会与偶然性相处。按照牛顿力学观点，在一确定性系统，从两个相邻的初值引出的两条轨道会从始至终相互接近，初值的细微差别只会引起轨道的细微偏离。而非线性系统的方程虽然是确定的，但由于其内在随机性，系统就成为不可预测的，表现为系统对初值的敏感性，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像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夸张地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扇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便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一场巨大的龙卷风。这说明某些复杂系统是不可准确预测的，人们要想控制一切的愿望并不能成为最终的现实。
(3)对事物不单可以有因果解释，也可以有“目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目的”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是非线性科学中各式各样的“吸引子”。以洛仑兹动力学方程为例，这个系统的运动轨迹在图上表示就像一只展开了双翼的蝴蝶。在这个蝴蝶上，确定性和随机性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系统运动的轨迹以A、B两点为中心缠绕着，决不远离它们而去，这是确定性的，表明系统未来的运动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围之内，系统运动是有方向、有目的的。另一方面，系统运动轨迹缠绕的规则是随机的，轨迹绕A若干圈后被甩到B附近，绕B若干圈后再回到A附近。如此反复无穷，关键在于每次绕A或绕B的圈数和圈的大小都是随机的，无法判定在某一时刻系统究竟是运动到A或B附近。由此可见，不论系统的初值如何，吸引域中任一轨道总要缠绕在吸引子附近，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对于非线性复杂事物，虽然我们不能给出细节的明确原因解释、确定的因果分析，但事物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作为它自身行为的某种解释。
(4)非线性相互作用才会造成混沌，才是创造的真正根源。逻辑思维囿于线性的推理规则，注重因果分析，它适用于科学常规时期的“解题”活动；
而非逻辑思维则是信仰、审美、心理、文化、知识等各方面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它常常会引发想象、直觉、灵感，成为科学创造的前提，引发科学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正因为这两种思维各有所长，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就需要同时兼备这两种思维与性格，并使之达到合适的平衡，这就是“必要的张力”。
(5)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类“右脑革命”，影响人类文明进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教授揭开了人的左右脑功能之谜，指出人的左脑是处理言语，进行抽象、细节分析和逻辑思维活动的控制中枢，体现着连续性、有序性、分析性的特征；
而人的右脑则是处理表象，进行非言语、形象和直觉思维的控制中枢，体现着不连续性、发散性、整体性的特征。伴随人类语言的产生，人类抽象的、概括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便日趋发达和完善，左脑功能得到了极大地开发，人类文明因而也呈现出“线性科学”的特征。但是，如果过分依赖左脑，线性的思维方式被推向极端，就会使人类思维走上歧路，造成人类文明危机。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愈益膨胀，而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却越来越少，自身生活的意义也越来越暗淡了。当我们面对着一盆色彩艳丽的鲜花，它在怎样的情形下更真实呢?是它在感性直观的意义上被知觉，还是在它被取作一定的频率和波长被认识的时候。人类的发展不仅需要数学的计算，也需要诗的沉思。我们只有放弃左脑思维的彻底统治，“不仅自然和世界得到了它们的自主和尊严，而且人也才得到他的人性”［3］。当今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为推动右脑革命提供了绝好的契机：非线性方法的日益普及、广泛使用，无疑会促进右脑功能的开发；
右脑功能的开发反过来又会更进一步地促进非线性科学的进步。“挣脱‘逻辑’的枷锁，打破左脑思维的一霸天下，彻底改变教育以及现代生活‘重左轻右’的状况，把右脑的创造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4］，确保人类文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就是非线性科学对人类思维乃至人类文明的深层影响。
非线性科学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非线性科学本身真正体现出了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这就是：“从绝对走向相对；
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
从精确走向模糊；
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
从确定走向不确定；
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
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
从定域论走向场论；
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5]。
参考文献：
[1]苗东升．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1)：12-13．
[2]刘华杰．方法的变迁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J］．哲学研究，1997，(11)：21-23．
[3]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3．
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探索动机动力
Abstract:Motivesofscienceincludesocialmotiveandpersonalones.Personalmotivesarevariousandcomplex,whichgenerallyconcludeoutsideutilitarianmotive(visibleorinvisible)andinsidementalmotive.Visibleutilitarianmotivesareforcommunity(“bigself”)orego(“smallself”).Insidementalmotivesarenegativeonesandpositiveones,whichincluderationalonesandemotionalones.Chiefemotionalmentalmotivesarecuyiosity;surprise;interest,loveandpassiontonatureandscience;appreciationandinebrietytobeautyfromnatureandscience;indescribableenthusiasmandspiritualjoyandcomfort;andrisk,excitement.
Keywords:motivepowerofscientificexploration
（一）各种见仁见智的观点
“动机”一词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动力”一词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发展的力量”。二者的词义虽然有些许差别，但是交集还是颇大的。在英语中，motive和motivation的主要涵义是“动机”和“动力”。因此，在探讨科学探索或科学研究的动机或动力时，我们对这两个词一般不加区分，实际上也很难把“推动人从事科学的念头”与“推动人研究科学的力量”区别开来，因为动机中每每包含动力，反过来也是一样。
莫尔认为，“科学的动机”明显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支持科学的动机和个人成为科学共同体一员的动机，即社会动机和个人动机。就前者而言，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想从科学获取实际的利益，而只能模糊地欣赏科学研究的文化价值。这不足为怪：在人类遗传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只是为幸存的缘故对真正的知识感兴趣，不存在选择没有应用可能的知识的价值。但是，科学进路的本质则在于为知识而知识。关于个人动机，科学家的动机是复杂的，由各种因素组成。在这里，莫尔寥寥数语就把社会动机讲得十分清楚，况且这种动机也很简单，我们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了。关于个人动机，它涉及到私人的隐秘而微妙的心理，它与社会与境纠缠在一起，尤其是个人动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是一个比较难对付的论题。
梅尔茨就表明，在过去和将来，诱使人们去研究自然的始终有几种兴趣。有些人受好奇心或对自然的纯粹的爱驱使，他们从事自然研究的目的是描述和描绘我们周围的客体，更好地观察和认识它们。他们出自对自然的最纯正的钟爱，以伟大的奉献精神和不计报酬的艰辛，探明自然事物的奥秘。继此之后，应用自然知识，使之对实际目的有用的愿望，反过来对科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兰也强调，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二：人生具有好奇之性，又有好胜之心，此皆研究自然之动机也；
吾人发明事实，证立定律，非徒然而已，盖将应用之以谋人类之幸福。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把驱动科学家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区分为三个范畴。一是内在于科学研究过程的动机：科学的好奇心，做研究过程中的愉悦。二是指向科学共同体的动机：渴望科学声望，渴望在科学职业内的影响。三是对科学研究的外部影响：公众名声的吸引，渴望发现科学知识的有益应用，需要资金支持（得到金钱做科学），渴望从应用科学研究中获得利益（从科学制造金钱），影响公共政策的抱负（在幕后或通过公众运动）。总之，科学的动机也就是科学家想了解某些事物的理由：单纯的好奇心、，理论兴趣和潜在的有用性。
有些学者对科学探索的动机探索得细致入微。范伯格举出三种冲动（impulse）：理解世界，不愿接受基于权威的结果，在前人的科学工作之上建筑。克劳瑟（J.G.Crowther）罗列了科学家做研究的五种个人动机：“最为众所周知的、科学家本人最经常宣布的，一个是好奇心或为理解而理解。另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和普遍的动机是对声望的欲求。第三个是得到生活保障的需要。第四个是使自己享受的欲望。第五个是服务人类的欲求。为发现这些动机的相对权重，人们仅做了十分少的一点研究。”马斯从心理学的视野，描绘出一张科学动机的全景图。他说，像人类的所有成员一样，科学家也被多重需要促动。这些需要是人类共有的，是对食物的需要；
对安全、保护以及关心的需要；
对群居、感情、以及爱的需要；
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
对自我实现会发挥个人特有的和人类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研究较少、但是通过共同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就是想借助科学对人类和社会有所帮助。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任何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克莱因以数学为例说明，驱使人们追求数学的动力是由实用的、科学的、美学的和哲学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取这舍那、扬此抑彼都行不通。
中国学人也对科学探索的动机也做过有趣的探讨。王星拱在谈到科学起源的心理根据或科学探索的动机时，揭橥了六种动机或动力。一是惊奇。人类有惊奇心理时，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这是科学起源的部分潜力。二是求真。无论何人，总想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人类的心理，总是信真实而不信假伪的。就是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仍然有个求真的趋向。三是美感。最初的人类，解释现象界的繁复，也想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的美感的缘故。科学家何以尽心竭力研究科学呢？因为科学中间有和一（unity）的美。所以科学的起源和它的进步，美感也是一个主使的原因。四是致用。在太古时期，致用对于科学的发生，或者有很大的潜力。在中古时期科学的降生，致用没有什么力量。不过，近来的科学进步，致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五是好善。人有好善恶恶的本能。科学是辨别善恶的武器，要明明白白地研究出一个道理来。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六是求简。科学是从繁复之中，用简约的方法，理出头绪来，刚刚合我们心坎儿上所要懂得的。这六种心理实际上是趋向同一的途径的。第一，因为奇和真实是递相发现的；
第二，因为真实和美、和功用、和善，原是分不开的东西；
第三，因为真实是由简约得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人科学家爱因斯坦对科学探索的动机做了极其精湛的探讨。他的论述鞭辟入里、引人入胜。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以“探索的动机”为题发表讲演。他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实在各不相同。有许多人所以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
另外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品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的功利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出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么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类人，那么庙堂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
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与之不同，那些为天使宠爱的人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
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样彼此相似。爱因斯坦完全同意叔本华的意见：“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他形象地比喻说，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
这种愿望就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可以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自由地眺望，陶醉于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不过，爱因斯坦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动机。他意谓的积极的科学探索的动机是：“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
于是他就用他的这种宇宙秩序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音乐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宇宙秩序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在他个人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爱因斯坦强调，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才是科学家无穷毅力和耐心的源泉。
（二）外在功利动机：有形和无形的
尽管科学探索的动机相当复杂和多样，但是借鉴诸多学者的看法，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外在功利动机和内在心理动机。前者又可细分为有形功利动机和无形功利动机。外在功利动机是为外部的实用的功利的动机和目的而投身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这里主要有名、利二端。其中，抱着得到物质上的利益的动机即是有形的功利动机，抱着获取精神上的扬名（美名或浮名）的动机即是无形的功利动机。
有形功利动机既有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也有个人谋求生计、牟利发财的“小我”功利动机，不过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手段，以达到某种实用（utility）或有用性（usefulness）的目的，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关于为人类谋福利的“大我”功利动机，培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至于“小我”功利动机，只要手段得当，又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不应该受到鄙夷和指责。不过，这种带有自私性的动机也可能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正如萨顿所说：在一种较高的意义上说，我们能够假定纯正的创造性活动总是无私的，即使在最初阶段不是如此，至少在它已完全激发起来的后一阶段是无私的。一个人可能会梦想做出一项发明使他本人和家庭过舒服一些的日子，发家致富看上去可能是他的主要激励。但是，由于他连续进行研究并且变得越来越全神贯注于他的方案和设计，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利益所在，甚至会失去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最后他可能处于一种精神上极度兴奋和完全忘我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最靠近天堂的一种状态。
无形功利动机是想借助科学这种“特殊娱乐”和“智力上的”，“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智力竞争中获得成功，从而博得同行的承认，最终赢得赏识和好名声。莫尔讲得比较周到和且很有分寸：“科学家一般不为权欲而谋求权势，虽然他们对权势并非无动于衷。科学家一般不单纯追求财富，虽然他们对于家道富裕并非毫不动心。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人们的赏识。当然，为增进知识做出贡献，这是首要的动机。这不是虚构，不是对科学家的性格主观想象的结果。我认识的许多人，我相信他们当科学家的惟一动机只是对于自然界的奥秘深感兴趣。其中某些人像我们的科学先辈那样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工作，在院校或研究机关中艰苦奋斗，对收入、家庭、行政职位和虚名毫不在乎。然而，说到底，他们都十分计较是否得到人们的赏识。”哈格斯特罗姆也发表看法：博得同行科学家的赏识，是科学家的主要动力、一种永恒的动力，促使科学家艰苦地工作，不违反科学道德，保持创造精神。
为了赢得社会和公众的赏识和名声，就必须首先博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于是怀抱雄心壮志，充满好胜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优先权就构成了科学探究的动力。莫尔就此写道：科学家通常是十分有雄心的，他们想发表，想看到他们的名字和观念被印刷出来。他们想从同行那里获得尊敬和承认（偏爱从科层构成的科学共同体的较高阶层获得）。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激烈地斗争。妒忌（大都以有教养的形式）有时憎恨在科学共同体中并非不寻常，只不过多半表现得不那么露骨而已。这一切结合起来说明，来自同行的承认是科学家的最大动机，是顽强工作的持久驱动力。在不违背科学伦理的情况下，如果用任何手段可能的话，做出创造性的新发现才是第一位的。“象牙塔”的科学生涯的概念是不正确的。宁可说，正因为科学家需要承认，他们才采纳了科学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对独创性的承认被普遍地认为是最高的、远比金钱或任何官方职位更重要的奖赏。普赖斯也表示：“以占有第一位置为动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动力。”
以上所说的无形功利动机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的。事实上，它也是相当复杂和多样的：除了它的外延可以延伸外，它与其他动机往往相互纠缠。魏格纳颇有感触地说：“当我期望人们选择科学生涯不要期望外界过多的报酬，在精神上追求一种学习、希望和创造性的生活时，或许我已经不合时宜了。事实上，我们许多年青人本着这种精神选择了科学生涯，但是也有很多人期望外界的报酬、有影响的职位、很高的荣誉，以及一种所谓的成功的生活。我不知道哪种潮流将取得优势。也许将会出现两者的混合物，也许那些坚持己见的人最终将离开科学，在学术界内外担任行政职务。但是可以肯定，本世纪初那种认为一个科学家理所当然的品德和特性，不能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布罗德等人则径直点明：“科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人们为两个目标而奋斗的舞台：一是认识世界，二是争取别人对自己工作的承认。这种目的的两重性存在于科学事业的根基中。只有承认这两重目标，才能正确地了解科学家的动机、科学界的行为和科研本身的过程。”他们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科学家的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有时它们又是互相抵触的。当实验结果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时，当一种理论未能得到普遍接受时，一个科学家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引诱，从用种种方法对数据加以修饰到明目张胆的舞弊。
就无形功利动机而言，只要科学家按照科学规范和科学伦理行事，只要不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要实至名归而不是沽名钓誉，就是正常的和正当的，因为这也是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有益于社会和他人。莫尔甚至把对独创性的承认和为此而进行的正常智力竞赛，看做是“科学共同体培育的和文化进化的最有价值的珍品”。于是，联系到有形的功利动机，我们可以说：外在功利动机是人们以科学为业的正当动机，是人性的正常体现，而且对推进科学发展也是很有作用和意义的。但是，持有这种动机的人大都只是把科学作为手段，而不会像爱慕他的恋人一样地热爱科学，不会具有爱因斯坦所谓的深挚的“宇宙宗教感情”，自然不会把科学作为自己的生活形式，不会视科学如同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忘我地追求。假如只有这样的人从事科学，科学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科学——科学就会成为追逐名利的角斗场，而不会成为爱智者流连的思想憩园和科学创造者自在的精神乐园。
因此，很有必要超越外在功利动机。我们不能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和物质，视之为赚钱赢利的工具。我们也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世俗观念，即认为对于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对于这种观念，一个人最终会抛弃它，至少是感到应该超越它。科学家和想成为科学家的人，应该明白马斯洛对科学的理解：“最高层次的科学是对令人惊叹、使人敬畏的神秘事物的最终条理化、系统的求索和享受。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大报答就是这类高峰体验和对存在的认知。然而这些体验同样也可以称作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理体验。科学可以是非宗教徒的宗教，非诗人的诗歌，不会绘画的人的艺术，严肃者的幽默，拘谨腼腆者的谈情说爱。”同时，也应该记住任鸿隽的告诫：“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
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致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三）内在心理动机，尤其是情感心理动机
现在，我们从外在功利动机转向内在心理动机。所谓内在心理动机，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心理需要和精神满足，而不刻意追逐外在的名利；
这种动机一般是隐性的，不像外在功利动机那样显现和张扬——“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其他人很难觉察和体会个中滋味，甚至很难按照世俗的思路去理解。参照爱因斯坦的论述，内在心理动机也可以一分为二：消极心理动机和积极心理动机。
消极心理动机也可称为否定的心理动机或反面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顾名即可思义，况且爱因斯坦已经讲述得非常清楚，无须我们饶舌。对于那些冰清玉洁、不愿与龌龊邪佞的现实同流合污的人来说，科学是他们最佳的“世俗的修道院”、“理想的避难所”和“精神的栖居地”，他们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宁静和思想的升华。怀特海以数学研究为例，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个中妙谛：“数学研究是人类精神之一种神圣的疯性，是对纷繁迫促的世事之一种逃避。”克莱因（援引了罗素）则以诗意的语言，对此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对数学问题的不可抑制与动人心弦的探索，使人精神专注，使人能够在这个无休止斗争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的安宁。这种追求是人类活动中最为平和的生活，又是没有争端的战斗，是“偶然发生灾难时的避难所”，在为当代千变万化的各类事件弄得疲惫不堪的意义面前，数学领域就是美丽而恬静的终南山。罗素曾经用华丽的语言，描绘了这种恬静的佳境：“远远离开人的情感，甚至远远离开自然的可怜的事实，世世代代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纯正的思想在这个宇宙，就好像是住在自己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至少我们的一种更高尚的冲动，能够逃避现实世界的凄清的流浪。”齐曼更一般地揭橥，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投身于一个有序合理的专门领域是一种个人安慰，在那里他们能够远离纷乱的、情绪化的日常生活世界。”魏格纳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的周围存在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充满着难以预料的事件。当我们发现并知道一些事物具有某种秩序和不可改变的性质时，人的灵魂将获得一种安静。许多科学家倾向于退出我们社会中正在不断发生的争斗，喜欢过隐士般的生活。实际上，这是那些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科学家的特征。
爱因斯坦赞赏的积极心理动机——渴望看到先定的和谐的宇宙秩序，力图勾画一幅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始终怀有强烈的宇宙宗教感情——又可称为肯定心理动机或正面心理动机。在我们看来，这种积极心理动机又可再分为理性心理动机和情感心理动机。理性心理动机就是致知求真，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科学的目标完全一致。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科学发展的动力最终来自科学所追求的目标”；
“探索真理仍然不失为科学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真理是科学的中心动力”；
“科学家的动机惟一地是为知识而知识”。在这里，莫尔和斯诺的论述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为知识而知识是科学家的崇高理想：为增进认识而探求知识，而不光是为出人头地而探求知识，这是科学态度的最高本质。”“真理是科学家努力寻求的。他们要寻求存在的东西。没有这种愿望就没有科学。这是整个活动的原动力。它迫使科学家每走一步路都必须不顾一切地着眼于真理。”
作为致知求真的理性心理动机，实际上就是向往探索自然的奥秘与和谐，并用尽可能完美的理论来描绘它。爱因斯坦自述：“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要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的欲望，别无其他动机。”“渴望看到自然的先定的和谐”，“希望理解存在和实在”，“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这是“一种强烈得多的、而且也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推动力”。托兰斯进而指出：追求终极统一的秩序，是爱因斯坦发展大统一场论的驱动力。他在1929年宣称，场论的终极目的是，“不仅了解自然是如何（how）和它的过程如何进行，而且了解自然为什么（why）是它所是的东西，而不是另外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科学不能满足于发现自然界如何行为的定律，而且必须识破这些定律的终极统一和发现它们的内在理由的方式。
与理性心理动机相对照，情感心理动机在科学的追求中也许显得更强有力一些。“情感是知识的原动”，此言得之。情感心理动机名目繁多，而且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理出头绪。不过，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还是勉为其难，择其要者而论之。
首要的情感心理动机是好奇心或惊奇感。好奇或惊奇是人的天性和必然性质，是精神健康和活跃的重要标志。马斯洛列举六点理由说明，好奇心是全人类的特点。同时，好奇心或惊奇感也是科学发端的源泉和人们投身科学的最富有感彩的心理动机——科学和科学家的里比多。亚里士多德早就有言在先：“古今以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起因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出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
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愚蠢。”自培根时代以来，纯粹的好奇心被视为真正科学家主要的探索动机。
对于好奇心或惊奇感这种情感心理动机的功能、涵义、起作用的条件和结局，著名的哲人科学家马赫和爱因斯坦的理解别出机杼。马赫认为，所有对探索的促动都诞生予新奇、非寻常和不完全理解的东西。寻常的东西一般不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有新奇的事件才能被发觉并激起注意。惊奇感是人类的普遍属性，好奇是超过生物学需要的过量的心理生活，它对科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所谓惊奇感，就是人的整个思维模式被一种现象打乱，并迫使它脱离习惯的和熟悉的渠道。消除惊奇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是惊奇的东西的天敌。爱因斯坦对好奇心和惊奇感的评价很高：“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他还说：丧失了惊奇的人，“只不过是死人而已”。进而，他深邃地洞察到惊奇的本相：“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不用符号（词）绝大部分也都能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进行的。否则，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完全自发地对某一经验感到‘惊奇’呢？这种‘惊奇’似乎只是当经验同我们充分固定的概念世界有冲突时才会发生。每当我们尖锐而强烈地经历到这种冲突时，它就会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这个思维世界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
现代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也充分肯定好奇心这种心理动机的价值。中国学者任鸿隽明确表示：关于知识的起源，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萨顿强调：科学进步的主要动因是人类的好奇心，这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好奇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兴趣，甚至不是很谨慎的。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就再也没有办法平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哈布尔揭示：在所有伟大的科学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探索动机是无偏见的好奇心。这种被十足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力图理解世界——不是去改造它、控制它，而仅仅是理解它。劳丹乃至认为，对科学研究活动的有力辩护既不是对真理的追求，也不是物质的实用价值，最终在于好奇心。“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衣服和食物的需要。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化人类学都表明，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精细学说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刚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原始’文化中亦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的了解，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灵之中。”这些看法得到来自科学家的问卷调查（1988年）的支持：有43%的科学家出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对科学感兴趣而投身科学，其比例远高于其他原因。
继马赫和爱因斯坦之后，不少人也对好奇心做了深入的探究。阿西莫夫指明，好奇是不可遏止的求知欲望，是生命形式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的、最纯粹的显示。朝永振一郎把好奇心视为人类精神的自由活动的根本，推进科学进步的动力，以及科学的本质。齐曼揭橥，好奇心为纯粹科学提供了新的维度，是特别个人主义的品质，是杰出科学家最突出的个人心理特质，意味着个人自主和思想自由。
情感心理动机之二是对自然和科学的兴趣、爱好和热爱。科学家塞格说：他之所以成为科学家，“一言以蔽之，是由于强烈的爱好。科学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挑战，总是不断地提出要求，遭受挫折，有时也会获得成功。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格里芬也自白：“我成为一个科学家，是因为我对动物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想知道不同种类的动物有些什么样的特性。”爱因斯坦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对自然和科学的爱好和热爱以及强烈的兴趣，是如何引导走上科学之路的。在12岁那年，由于阅读了通俗自然科学书籍，爱因斯坦抛弃了宗教而皈依科学。他这样深情地表白自己的心迹：“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崇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向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
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后悔过。”
情感心理动机之三是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这是一种很高雅、很深沉的动机：人们因为自然之美而激起研究自然的热情，并在审美鉴赏中发现自然和科学的和谐之美而陶醉其中，以至乐此不疲、乐不思蜀——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彭加勒和皮尔逊对此的论述别有洞天。彭加勒和盘托出：“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
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它，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
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命也就不值得活着。……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理智美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他继而写道：科学美像自然美一样，也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的缘由：“只有当科学向我们揭示出这种和谐时，科学才是美的，从而才值得去培育。”“这种无私利的为真理本身的美而追求真理真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并且能使人变得更完善。”皮尔逊直抒己见：“与前科学时代的创造性想象所产生的任何宇宙起源学说中的美相比，在科学就遥远恒星的化学或原生动物门的生命史告诉我们的东西中，存在着更为真实的美。所谓‘更为真实的美’，我们必须理解为，审美判断在后者中比在前者中将找到更多的满足、更多的快乐。正是审美判断的这种连续的愉悦，才是纯粹科学追求的主要乐趣之一。”爱因斯坦可以说是批判学派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光大者，审美鉴赏自始至终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永不枯竭的力量和热情的源泉。他像彭加勒等人一样，不愧是科学的艺术家。
克莱因通过对数学史的研究发现：“对美感愉悦的寻求，一直影响并刺激数学的发展。从一大堆自相夸耀的主题或模式中，数学家有意无意之中，总是选择那些具有美感的问题。”他在举出古希腊人、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一系列科学家和数学家的例子后说：“的确，在真正的数学家的心目中，对美感的渴求比最泼辣的主妇们吵架的欲望还要强烈。”一个别出心裁的证明，写出来便是一首诗。对自然美和科学美的鉴赏和陶醉作为科学的情感心理动机或动力，已经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识。拉契科夫得出总括性的结论：“人们在从事科学创造时经常感受到美感的快乐。这种美感的快乐照例提高人们的创作毅力，促进对真理的探索。……审美因素在创造创作热情的气氛中起重要作用。”
情感心理动机之四是难以名状的激情与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这种动机往往渗透在其他动机之中，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而且，像科学的激情这样的情感有时也确实无法言传。不过，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探索的动机时，用了一个惟妙惟肖的隐喻来刻画它：“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
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爱因斯坦多次谈到这种激情，他借用斯宾诺莎的用语，认为它就是“对神（自然）的理智的爱”。他把这种激情称为“宇宙宗教感情”，其表现形式是对大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和迷恋，对自然规律的和谐的奥秘的体验和神秘感，好奇和惊奇感，赞赏、尊敬、景仰乃至崇拜之情，喜悦和狂喜。在他看来，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研究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能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惟有这种力量，才能做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付出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是多么深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这里不免有一个疑问：一个人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的先天的和经常可能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为什么还要献身于学问或失败多而成功少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英国诗人T.S.艾略特对此的回答同样适用于科学人：“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某种他难以胜任的事业。这看起来十分奇怪，不是吗？”
任鸿隽说得对：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物质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满足”。不用说，这种满足当然包括精神上的乐趣和快慰。贝尔纳明察：心理上的快慰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愿意从事科学工作的动机和动力。正由于预料到这种乐趣，人们才愿意当科学家。罗杰•弗赖明示：与在艺术过程中一样，“在思索中对必然性的认识通常也伴随着欢快的情绪，而且，对这种欢快欲望的追求，也的确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动力。”
最后，冒险和刺激也算是一种情感心理动机。诚如克南所说：“科学是一种富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的冒险。”这种冒险包括研究方向、提出问题、解决办法、预计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在于科学只有冠军而无亚军的规范结构，以及失败绝对多于成功的无情的历史和现实。波普尔道出了冒险的部分原因：“每一个问题总是有无限多的在逻辑上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个事实对于科学哲学是决定性的事实。正是那些事情之一使科学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冒险。因为它使一切纯粹的常规方法无效。它意味着，科学家必须使用想象和大胆的观念，尽管它们总是经受严格的批评和严格检验的调节。”
正因为科学是一种智力冒险，所以它能吸引一批乐于和敢于体验冒险刺激的人投身其中，去进行惊心动魄的智力搏斗，从而获得理智上的满足——这与登山运动员和探险爱好者的冒险和满足的情感十分相似。尽管科学冒险的成功者屈指可数，但是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加入冒险者的队伍，这恐怕在于他们更多地是享受冒险过程的刺激，而不在于、起码是不完全在于最终是否成功。当然，史蒂文森和拜尔利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种冒险总是给人以憧憬和希冀：“科学研究能够吸引乐于探索未知的人。冒险在于不确定性。……科学的好奇心从来也不能完全被满足：总是存在新事物等待人们去发现，总是存在击中头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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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
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
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
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科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位论文 研究生 综述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迅速地扩大。研究生数量的扩张未能带来其质量的同步提升，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是质量的下滑。其主要表现是作为文科研究生质量主要标志的毕业论文的质量明显下降。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状况存在的问题
文科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的不如意，突出地表现在大部分研究生论文缺少不为任何功利因素所左右、单纯探求真理的学术精神。首先在学位论文选题上，存在选题创新能力不够，理论深度不够，大小不合适，不新颖，简单重复前人的研究，不善于发现亟待研究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文献综述基本上是简单的罗列，看不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独到的见解和学术理性分析。把论题的新颖与观点的独创混为一谈，在开题报告中提不出一个贯穿论文始终的、统领全篇的独创性观点；
参考文献更是一个多多益善的大杂烩，把与论题看上去有点关联的著述统统纳入其中，遗漏了虽书名与论题无关但其学理却对本项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学术著述；
研究方法同样也是想当然地列举若干，以充门面。论文本身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创新性、独创性不足，把论文当做散文来写，或者把学术论文写成领导讲话稿。关于计量和统计学基本知识的缺乏影响了论文的质量。
另外，管理制度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选题不尊重学生自身学术爱好和兴趣，开题报告、预答辩流于形式。论文评审专家碍于情面，给论文的评价普遍偏高，而没有对论文的不足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此外，诚信与道德问题也时常出现。一些人抄袭拼凑学位论文，甚至，形成了不良的学术风气。
二、引发文科类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对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研究生自身因素。大学生考研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缓解大学毕业的就业压力，因此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怠于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没有转变为学术研究者。部分研究生缺乏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很少查阅外文文献，由于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他们不敢挑战权威理论。
其次是导师的因素。导师终身制使得一些导师因缺乏竞争丧失了进取心，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生多师少形成“放羊”局面，一些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导师往往是本学科的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多，没有精力指导学生。一些高校热衷于聘请一些行政官员作为学校的研究生导师，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第三是学位论文管理制度的因素。学校研究生的招生制度、研究生课程内容设置情况、研究生参与具体科研项目机会、答辩过程的监督机制都是也是影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因素。另外，研究资源匮乏、经费短缺也会造成论文质量不高。
三、解决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问题的对策研究
首先，要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上提高学位论文质量。要防止片面，克服为保障论文而保障论文的倾向，要将学位论文质量保障纳入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内。学位论文质量保障需通过外界干预和社会评价来促进高校内部保障活动的开展和深化，从而达到不断提高学位论文乃至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目的。
其次，要发挥导师和研究生的双方面作用。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导师要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的要求，科学地设置课程，传授给学生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拓宽知识面，并介绍本学科最新进展，培养研究生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再次，论文写作环节的各项制度要重视起来，发挥作用。中期检查制度和预答辩制度，这对于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有很大的帮助，应做到实处。
第三，做好论文的标准化、规范化要求。从论文写作环节、评阅环节、答辩环节、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等方面建立标准化制度，以提高研究生论文质量。除了上述规范化制度的建立外，还可以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对于学生的论文写作也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建立硕士学位论文的评优制度，学校对评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生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对优秀硕士论文的研究生导师也有相应的奖励。对于连续在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中论文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将暂停招生或取消其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
（王薇，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讲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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