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经济转型论文【五篇】（完整）,供大家参考。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
市场经济；
制度缺陷；
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effreySach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转轨[M],经济学,2003
[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
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
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
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
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
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
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
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
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
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
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
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
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
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
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一、经济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
Roland(2000)认为，政治约束已经在实际转型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2000年以前对政治约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约束及其对转型的影响，包括对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的比较、转型的最优顺序、最优速度等方面的研究。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全新视角对政治约束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
Fidrmuc(2000)通过对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四个转型国家议会选举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些转型国家政治进程中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即转型前后选民支持的大规模逆转。通过对改革逆转效应的分析，Fidrmuc认为改革的经济效应决定了政党的政治支持，利益分配的不均造就了成功者与失败者，选民支持力量的平衡而非文化、历史因素决定了政治发展上的差别。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包含地区选举结果和经济数据的数据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他的观点。
目前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转型进程中政府对企业的作用(掠夺之手)，而关于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研究较少。Hellman，Jones and Kaufmann(2003)利用1999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考察数据(BEEPS)发现，在很多转型国家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他们把政府俘获现象与政府腐败、影响力(influence)两种政企关系进行了比较，区分了三种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的研究发现，从企业层次看，其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政府俘获的决定因素；
从国家水平看，不完全的政治自由化是导致俘获经济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半权威主义整体(可控民主)中政府俘获的盛行得到部分经验上的证明。Hellman等进一步声称，只有发展透明的、竞争性的和法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丰富了转型进程中政治约束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转型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一般对FDI的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如研究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等。与通常的研究视角不同，Jensen(2002)着重研究了转型经济中政治因素对FDI的影响。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和Tobit模型对1993—1997年间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经济改革的水平和政府俘获程度两种政治因素对外资流人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俘获程度较低的国家FDI／GDP水平高于政府俘获程度高的国家。
Gupta，Leruth，Mello and Chakravarti(2003)从政府规模的角度研究了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通过对24个转型国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估计发现，在减少与GDP和就业密切相关的公共支出的同时，政府规模不但没有缩减，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不适当。他们同时指出，以往基于分配效率(令公共资源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经验研究由于不能把选民偏好整合进成本收益框架，并且忽视转型路径和初始条件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切实际的结果。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转型经济中政府角色转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与一般论述不同，他们发现政治进程往往反映的是地区利益集团的偏好而非一般选民的偏好。
二、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发展问题
企业发展问题一直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增进企业绩效是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中心(Estrin，2000)。这一领域涵盖了企业产权改革、企业绩效、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私有化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转型初期的文献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Estrin(2000)注意到了企业产权私有化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Djankov and Murrell(2002)对企业重组问题的相关研究所做的全面回顾中，他们引证了89个有关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发现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是正的，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中欧表现得更为显著。Zinnes，Eilat and Sachs(2001)的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国家的绩效来自“深度”私有化，并且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即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也可能取得不同的结果。
Djankov and Murrell(2002)还发现，硬预算约束和创造竞争性市场对非独联体国家的企业重组是决定因素，但是在独联体国家却没有效果。Estrin(2000)则指出了中欧和俄罗斯独联体等国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并认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政体导致了其经济重组上的低效，企业的重组必须被视为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私有化并不是企业改革的全部，还要引入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硬预算约束。
探寻转型国家企业规模和工资、租金分配等的关系是转型经济学的空白领域。Dobbelaere(2003)在保加利亚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集的基础上研究了所有制、租金分配和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他通过最小二乘法、面板和两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所有制是工资水平和租金分配的决定因素，租金分配在国企里的显著水平明显高于私有制和外资企业。此外在企业规模和租金分配及工资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这一点在本国私有企业里更为显著。
Uhlenbruck，Meyer and Hitt(2003)研究了转型经济中的组织转换，他们观察到中东欧的很多前国有企业面临组织重构上的失败问题，由于重组策略上的内部和外部约束，这些企业追求缩小规模而不是进行战略重组。利用组织学习和资源理论，Uhlenbruck(2003)等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私有化企业的重组策略和内外约束，并建立了一个可检验模型用来解释后私有化绩效。他们声称组织转换的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源发展和调度缺乏效率，这种问题必须通过提高管理资源能力的水平(学习、搜寻信息能力等)来解决。
Black，Kraakman and Tarassova(2000)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转型国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革命破坏了现存的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个制度真空，在没有良好制度配套下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会导致“自我交易”(serf—dealing)的产生，同时惩罚性税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官僚作风使得重组商业的努力趋于无效。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
无论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转型初期的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但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取得一致意见最少的领域。
Svejnar(2002)对转型国家1989年以来的经济绩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他比较了不同转型国家在GDP、通货膨胀、汇率、外债和金融风险、预算和税收、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创立、本地和外国投资、就业与工资等方面的差异，认为捷克、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经济绩效表现好于其他中欧国家，而其他中欧国家的表现又总体好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
Pejovich(2003)认为转型是一个文化问题而非机制问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冲突通过交易成本这一载体决定了转型进程的最终结果。正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相同的资源支出将会在不同的文化下产生不同的结果。但转型的实际成果取决于新领导人选择处理交易成本结果的方式，他强调自愿契约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自由进而提高经济绩效。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两部门模型；
二元经济；
均衡增长路径
Abstract：Based on the two-section model， this paper creates a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model， and it discusses the equilibrium growth path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continuous growths of financial department output coul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 of financial efficiency could also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Key Words：two-Section Model，dual structure，equilibrium growth pa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4-0012-04
一、文献回顾
实践表明，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二元经济理论在经过融合和创新之后又成为近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1954 年，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开创了研究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先河。他认为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传统“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 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农业部门不断缩小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不断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来实现的。此后， 费景汉和拉尼斯（Fei&Ranis，1961）、乔根森（Jorgenson，1961）、 哈里斯和托达罗 （Harrist&Todaro，1970）等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通过改变有关前提建设、放松有关假定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修订研究，这些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系统整理，其中涉及了本世纪以前对二元经济结构出现原因和解释路径的反思，各次级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深入分析和二元经济下收入分配关系的再思考。
近年来，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说明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及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由此得出一国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应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理论特别是金融深化理论已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主流理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对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化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金融深化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农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种“被分割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住户被严重隔绝， 以致它们面对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产品， 有着不同的实际价格， 并且难以获得同等水平的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存在两个割裂的金融市场:一方面拥有少数现代化的、正规的金融市场和组织，被称为“有组织的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存在着大量落后的、传统的和非正规的金融活动，被称为“无组织的金融市场”。而且两个市场之间由于存在种种阻隔无法实现资金的有效流通、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同时，麦金农用欧文・费雪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金融抑制条件下， 取得信贷方面的不均等待遇会导致一个国家中出现低生产率的传统技术和高生产率的现代技术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发展政策有助于消除其二元经济结构。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转化。例如，金融发展将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金融体系的总体规模将扩大， 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增多；
其二， 金融体系的结构将得到优化， 金融分割的问题得到缓解。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将导致金融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配置趋于合理， 流向传统农业部门的资金相应增多。而农业部门得到资金之后， 可以用于技术革新， 改善生产条件，改良生产工具， 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相应下降， 其劳动人口可以大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从而农村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也会相应增加。随着农业相对于非农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弱化。当资本的供给赶上劳动力的供给时， 就实现了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转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和内生增长的单一部门模型是主要一方面，但两部门模型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用它可以研究单一部门不能研究的问题， 如它可以在新古典框架内讨论具有不同生产部门的经济特征、经济结构变迁，以及人力资本模型内生增长等问题，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人们试图在新古典框架下用两部门模型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加尔比斯（Galbis， 1977）在接受麦金农基本结论与政策主张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通过金融部门如何在现代部门和落后部门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解释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 改进金融中介储蓄和投资的配置机制， 使社会资源由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可以加速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王少国（2003） 在借鉴“加尔比斯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两部门金融发展模型， 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 金融发展对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既有阻碍作用， 也有促进作用。
基于经济系统中不同的部门划分以及不同的增长理论框架，出现了多种两部门模型：（1）消费品、投资品的两部门模型；
（2）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两部门模型；
（3）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
（4）物质、研发（技术）的两部门模型。
虽然目前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在一般理论上的探讨已经相当成熟，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提出了不少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但到目前关于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作用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形成成熟的经济模型；
同时，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主要偏重于经济总量增长方面，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运用金融深化指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指标进行计量分析，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具有多重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体制二元结构及区域二元结构等，这些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在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上的明显差异，使中国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探索我国金融发展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机制。
二、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结构转化模型构建
（一）基本假设
为了考察二元结构转化与经济增长及金融发展的关系，本文将经济系统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金融部门与实物部门两个角度来划分，令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即，其增长率
。其中，表示技术水平， 表示资本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资本弹性，表示劳动力对部门产出的贡献率，即劳动力弹性。
1. 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经济中只存在两个部门，部门1是落后的或低效率的农业部门，相对于部门1的资本存量存在过剩的劳动力；
部门2是技术相对先进的工业等非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劳动与技术，现代非农部门的投入要素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农业部门生产的农产品全部用于消费，现代非农部门的产出一部分用于最终消费，一部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资本用于生产的再投入。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
其中 表示土地，表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
是指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土地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3）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
是现代部门产出中用于再投入的生产要素，即资本， 表示资本投入于现代部门的比例，假定为常数。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力，是指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指数，它反映除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对产出贡献的因素。
（4）在t时期部门1和2的产出分别为和，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 和 、 和 ，则两部门的总收入为：，同理可得、 。
2. 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其基本假设有：
（1）系统中存在两个部门：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每个部门都有同一个生产函数，公式中的下标表示部门投入变量。
（2）金融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在这里我们用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gF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
（3）实物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4）在t时期金融部门和实物部门的产出分别为
和 ，两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分别为和 、 和，则有：
两部门的总收入为：
，同理可得、
（二）二元结构和金融发展因素的引入
二元经济结构可用农业与工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纯收入（或产值）相对比重来衡量，即二元对比系数。它是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强。
根据定义，二元对比系数RD以下式表示：
至此，我们将二元对比系数和金融发展因素引入模型。
（三）模型的推导
在二元经济中，二元对比系数越大则表明经济的二元性越弱，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的差距越小，我们以二元对比系数的相对增长率即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作为二元经济转换的测度指标，
令各部门的增长率
经过一系列推导和整理，
设劳动力结构，则有
令
最后，我们推导出二元结构转化率gRD为：
这样我们就得到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
（四）均衡增长路径
所谓均衡增长，即各主要经济变量以不变的速率增长，各增长率均为常数，即 均为常数，因而各增长率对时间t的导数均为0。
将（11）式两边对时间t求导则有：
即为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
设 为均衡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有：
因此，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三、模型的分析
由（10）式可知，为正，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也就是说，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推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使得经济的二元性减弱，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 的定义可知，其 的值取决于两部门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的增速比较，若两部门总产出增长快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那么二元结构的转化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同理，由的定义可知，其的值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数量的增速比较，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上升，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由（11）式可知，若要经济二元性减弱，二元结构得到转化，即，
则必须令 ，
最后得出
可知，当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与总产出中金融部门及农业部门的分配及劳动力在两部门分配的综合效应时，二元结构得以转化，经济的二元性降低。
由（3）式可将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gF进行分解，可得：
可看出，由于 、均为正，则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 与金融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增长正相关。而可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是通过 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与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起作用的。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因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在两部门模型的框架上，构建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转化的金融发展模型，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对金融发展在二元结构转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其经济增长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表现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与金融部门产出增长率、总产出与金融部门产出之比的增长率及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增长率正相关，而与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负相关。因而，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金融部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金融部门的投入量和资本弹性和劳动力弹性的交叉效应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推进二元结构的转化。
在均衡增长状态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率仅取决于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比例变化，若工业部门（部门2）的劳动力增加快于农业部门（部门1）的劳动力增加，那么二元结构的转换率将提高，有利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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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本论坛的主要议题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为主题，总结十年来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效、经验和问题，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讨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如何将依法治国战略贯彻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和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新思路、新举措。
本次论坛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成立后主办的首次综合型论坛，分为主论坛和产业循环经济、园区循环化改造、资源再生利用、再制造、垃圾资源化、投融资6个分论坛。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员单位，有关行业协会，有关城市、园区、相关企事业单位、投融资机构，有关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专家及新闻单位代表约1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即将到来的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关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之年。“2014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梳理了十年以来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认真审视了在经济新常态下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应对策略，有关专家就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十三五”时期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基本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机制、保障措施等关键问题等发表真知灼见，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嘉宾观点
（一）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团名誉**、院士徐匡迪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深刻阐述了发展循环经济对建设生态文明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三大重点领域和建设循环型社会的架构。他指出，消费领域、文化教育领域、生产领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三大领域。在全社会提倡节约资源、简化包装，进行生活废弃物分类回收、再生利用，鼓励消费、反对浪费；
加强学校生态知识的教育，形成爱惜资源、保护生态的意识，养成反对铺张浪费，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
在生产领域发展近零排放的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努力建设循环经济型的社会。
（二）循环经济与绿色转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总结了十年来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成效和五个方面的经验，提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加快构建循环发展制度、政策和技术体系三个方面的任务。
（三）循环经济与产业转型升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以甘肃省金昌市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为案例，阐明了金昌模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生动地论证了循环经济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指出了如何发挥各方作用，协调推进。石军强调政府部门要着重强化三项工作：一是结合“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修订完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并强化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加大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在技术研究和推广上，需要优先支持循环经济项目；
在金融机构贷款上，需要优先解决循环经济发展需求；
在财政资金安排上，需要优先倾斜循环经济发展。三是加强组织协调，建立健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尤其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协调机制。
（四）循环经济与污染防治
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张力军深刻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循环经济是污染预防的有效途径，推动污染防治战略转型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并从企业、园区、社会三个层面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措施。他指出，循环经济是推进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预防”途径，过去污染防治单纯依靠末端治理，重“治理”轻“预防”，难以形成对转方式、调结构的倒逼机制。循环经济强调资源节约利用、资源重复利用和资源再生，以及从源头上防止污染的理念，为污染防治从单纯的末端治理，向对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实现了污染防治从重“治”轻“防”，向“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战略转变。
（五）循环经济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迅用翔实的数据阐述了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在四大转变；
从循环经济发展的内涵、效果、机遇、潜力说明循环经济是新城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并提出新型城镇化与循环经济是一种价值理念、追求目标、追求过程、发展模式，二者融合发展是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