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对外文化传播论文【五篇】（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播；
对外汉语教学；
留学生汉语教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周易》中：“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提到了“文化”一词。此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文化”这个词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逐渐增多，大致沿用着“以文教化”的意思。当今，“文化”已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即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长期创造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结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文化的支撑。
文化传播也即文化扩散，是将一个社会的思想理念、技能经验和文明创造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播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
人类的发展，历史的沿袭，文明的传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间相互不断地吸收、借鉴。不同民族为了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一定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史，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正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之一。
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文化传播。
1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体育等方面与国际的“接轨”不断增加， 因之，学习汉语的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 留学中国也成为许多外国学生的选择。除了语言的训练，文化的传播亦是对外教学的重要任务， 正如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秘书长张德鑫先生所言：
“对外汉语教学的宏观宗旨是弘扬中华文明，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传播中国文化。”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结合文化的渗透，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方式，也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语言文化水平的途径。
1.1 以汉字为本位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世界上曾有四种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楔形文字、圣体字、玛雅文字，后三种文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汉字虽历尽五千年沧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汉字的音、形、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小小的方块字折射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积淀了古代的文化现象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容。
对于那些习惯了拼音文字的留学生来说， 多数汉字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不易辨认、不易记忆、不易书写，汉语之难，难在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将汉字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授课，使汉字知识与文化内涵自然、有机地融合，即可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如：结合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面貌来讲授“男”、“女”两字字形，“女”字字形，甲骨文是一跪坐的人形，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安然、闲适；
“男” 字字形，甲骨文则是上“田”下”“力”，在农业社会中，男子多“用力于田”，而女子主要是以室内劳动为主。而“妇”字从“女”、从“帚”，封建社会的劳动分工，在字形上表现得多么清晰。
1.2 以词汇为依托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有庞大的词汇系统，词汇语义丰富、深刻，融合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汉语词汇能够直接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变迁、价值观念的沿革和文化的发展， 正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指出的：“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因此，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就不仅要了解词汇的具体指称意义，更应着重理解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留学生在进行语言交际时，对词汇望文生义而发生误会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该词的文化涵义，没有真正懂得其意思，也就影响了他们正确地使用这个词进行交际。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特别注意对那些文化涵义较为深刻的词汇的讲解。而汉语中词汇的文化内涵常与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有关，如“拔苗助长”、“画饼充饥”、“滥竽充数”、“对牛弹琴”、“望梅止渴”等等，这些词汇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教学中如果结合历史典故讲解其文化含义，即可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便于留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词汇。
在汉语中还有大量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色彩的词汇，如中国人常用“红眼病”来表达某人强烈的嫉妒心，“羊肠小道”则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那些狭窄曲折又险峻的山间小路，又如“拦路虎”比喻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因“虎”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百兽之王的地位，故用其来比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的“龙”、“凤”在汉语中都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2 对外汉语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
文化的传播，不仅要贯彻在课堂教学上，还应该融汇在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涉及到相关内容时，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文化内容来，这样的方式学生不会觉得生硬，也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例如，碰到中国各种节日时，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等，都可以让学生了解这些传统节日的来历、习俗及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还可通过与留学生所在国的传统节日的比较，了解其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印象。
旅游活动也是对留学生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旅游活动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课堂”。旅游不仅使留学生更直观、真切地了解中国，更使其体验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如，学生在北京游览了古老的长城、金碧辉煌的故宫、壮丽的天坛、雄伟的天安门等等，当留学生看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物，读到旅游景点随处可见的汉字，都在潜移默化地体会一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读到了一段中国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社会大课堂中汲取营养，培养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可谓是一种“文化之旅”。
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其课余文化生活。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时举办的联欢会等文化体验活动，以及与留学生所学专业和课程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还可以通过汉语演讲比赛、辩论赛、“美食节”、“运动会”、“中国文化技能比赛”等等，这对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他们的汉语学习由书本进入到实际，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在开阔其视野，增长其见识的同时，更使其直观地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3 结语
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而此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留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而且还要了解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文化的传播和课外活动中文化的渗透，可以促进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增强留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正确地运用汉语，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宝珍. 汉字与中国文化[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2]杨金成.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目标分类[J]. 汉语学习，2006（1）：58-61.
[3]张军香.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因素的渗透[J].唐山学院学报，2004（4）：24- 29.
[4]申小龙. 汉语与中国文化[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哈军华. 论对外汉语教学的几个问题[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61） 65.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对外汉语传播；
物质文化符号；
非物质文化符号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
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
道家用以修心养性；
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
调和人间的纷解；
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
或是清幽茶寮之中；
或是宫廷文事茶宴；
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国文化无论是从语言文字方面，还是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方面，都能够形成自身完善的系统，这三方面在一起，完整的支撑起了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5.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0.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一、对外传播技术维度：从现代传播能力提升到社会化传播普及
2013年，中国在信息传播领域出台了宽带中国、信息消费等战略举措，并颁发了4G牌照。随着4G牌照的发放和3G业务的不断成熟，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普及，新兴信息传播技术对中国对外传播发展的影响也日益深刻。研究者对信息传播技术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影响给予密切关注。彭兰认为，整个网络传播的环境在发生深层的变革。在此背景之下，针对由“个人用户”推动的传播模式变革，外宣媒体需要深入研究海外网民的需求和心理。在全民新闻时代，外宣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能否营造人们乐于参与的有关中国事务的公民新闻和公共讨论平台。①李良荣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通过技术赋权改变了执政者和民众之间在信息传播、公共事务处置等方面不对称的关系，新媒体为执政者形塑了一个全新的执政环境。②姬德强认为，中国的全球传播需要践行社交媒体时代的扁平化操作路线，充分发挥普通个体在传递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中国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国家的信息和宣传治理需要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考量这一社交媒体的传播潜力，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③
二、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维度：从国家战略、国家形象构建到民族梦想呈现
在中共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对外传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继续围绕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国家和国家安全等主题积极展开研究。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更加清晰、丰富，在此进程中，“中国梦”传播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关键切入点。
在对外传播国家战略层面，蔡名照认为，要深化“中国梦”对外宣传，以“中国梦”为引领讲好中国故事；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好中国声音；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讲述中国故事、共同传播中国声音的工作格局，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④姜加林认为，国际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不仅还会继续，而且也在期待和观望中国道路的今后发展。中国未来“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是我们对外界舆论关于中国道路的最好诠释。⑤在国家形象方面，研究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陈力丹等认为，外国人认知中国形象是历史和现实信息的认知选择内容的拼接和重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给予外国人中国现实而非传统的形象。⑥李继东、胡正荣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该秉承历史变迁观、超越经济价值唯一观、回归人本价值观。⑦匡文波等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客观现实经过文化价值观、国家利益观、大众媒介三重偏曲后投射在国内和国际公众意识中的主观印象。⑧吴飞等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互动过程既有协商，也有抗争；
既有解释，也有再造。⑨在“中国梦”传播的本体论方面，程曼丽认为，“中国梦”即“强国梦”，这意味着该国能够实现边缘突破，进入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地带，拥有与强国相匹配的话语优势。⑩孟建等认为，“中国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描述民族身份认同的符号，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同群体争夺话语权力、进行自我想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11 于运全等认为，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12史安斌认为，要赢得国际主流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尊重，我们应当深入挖掘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思想资源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理论创新，为“中国梦”注入具有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内容。13
三、对外传播热点维度：从政治话语构建到公共外交路径延展
2013年的中国对外传播研究，围绕对外传播的热点问题展开了这年的对外传播研究。在政治话语传播方面，研究者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一系列执政理念和执政话语的对外传播进行了有益探索。寇立研认为，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传播更富有挑战性。核心政治话语的创新与传播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14钟沈军等认为，“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应以中国梦的基本价值观为内核构建中国话语体系。15在军事对外传播方面，孟威认为，美国近年连续抛出“黑客威胁”、“网络冷战”、“网络攻击论”等论调，并为之寻找企业、军方等国家层面的指控对象。对此，中国应完善多层次综合防范体系，并积极应对。16钱立勇认为，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的成因，从美方来说，在于刻板成见和意识形态差异、国家利益实现需要以及文化障碍难以逾越等因素所致。17在海洋强国战略方面，贾钊等认为，海洋战略中涉及国家和军事的层面又要受“国防建设”战略的制约，即不违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8在边疆对外传播方面，新疆、仍是这年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刘红认为，新疆对外传播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区位的独特性决定了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点。19石峰从政府主导、发挥草根力量、巧用第三方公信力、进行民间交流、提高本地媒体外宣意识等多层面提出建构新疆形象的对策。20周德仓认为，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主体地位未能受到正视，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也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21黄敏认为，保持地区的稳定、中美关系稳定和中国经济发展，应有效预防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炒作问题。22
在外交传播研究方面，公共外交传播研究受到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檀有志认为，目前尚处于竞争劣势的中国可以借由公共外交路径变被动为主动，使“中国好声音”在国际话语竞技场上不再缺席，努力促成“让中国了解世界”与“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完美对接。23胡文涛等认为，文化外交在建构国际形象方面具有传播亲善国际形象、修复受损国际形象和塑造全新国际形象的功能。24在软实力传播研究方面，骆郁廷认为，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应更加重视在增强和发展文化内部凝聚力的基础上增强文化的外部吸引力。25钟新等认为，通行的对软实力的评估框架主要以国家为行为体进行考察，不过对公民社会及公益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评估实践也方兴未艾。26此外，这年还有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秩序、现代传播能力、国际舆论环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教育等等其他对外传播热点也得到研究者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四、对外传播媒介维度：从传统媒体影响到新兴媒介运用
在对外传播媒介不同类型层面，研究者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中国对外传播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媒介传播形态方面，苗棣认为，从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层面来讲，要将所有中国传媒视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的一部分，进行国际传播力的打造和提升。27在对外媒体传播策略方面，黄廓、姜飞认为，中国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框架下，进行“去政府色彩化”处理，变直接传播为巧妙传播，通过主流媒体的差异化定位来提升国际形象。28韦路等认为，传统媒体使用比新媒体使用更能影响到美国人的中国知识水平，但新媒体使用比传统媒体使用更有助于增进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知。29在国际舆论环境方面，相德宝等认为，在2013年美国涉华舆论中，中国经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环境问题、社会民生新闻、中美关系成为了这年美国媒体关注的热点。30从以上论述可知，当前全球各种类型的媒介形态的国际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国媒介正在日益自觉、自信地在这个舆论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五、对外传播理论维度：从传播理论创新到未来研究趋势
中国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思索涵盖了中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念、总体策略等重大问题。在传播理念方面，喻国明认为，中国传媒应当跳出现有的国际传播既定格局，在传播思想、传播议题和传播主体上构建未来的国际传播基本理念。31在传播战略方面，孟建等认为，我们要迅速改变以往“大一统”的对外传播格局，立即实施区别化、区域（国别）化、精准化的对外传播战略。32付玉辉认为，中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应该从战略传播高度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复调性现象予以特别关注。33在理论创新层面，胡正荣等认为，对外传播学的未来可以立足于厘清基本概念和理论范式、关注宏观外部秩序和内部变迁、更新媒介理念、淡化学科属性、加强跨领域研究等支点加以创新。34张昆等认为，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地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地高度关注。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352013年，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走过了充满深刻变化的一年，中国对外传播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014年，随着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对外传播主题的进一步明确，对外传播方式的持续创新，对外传播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还将获得新的发展，并为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彭兰：《网络传播环境的深层变革对外宣媒体的影响》，《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12-14页。
②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第36页。
③姬德强：《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对外传播》2013年第8期，第9页。
④蔡名照：《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人民日报》2013年10月10日，第7版。
⑤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求是》2013年第11期，第47页。
⑥陈力丹、潘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微探》，《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下），第24-26页。
⑦李继东、胡正荣：《超越与回归：谈国际传播的价值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4期，第6页。
⑧匡文波、任天浩：《国家形象分析的理论模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2期，第94页。
⑨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当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9页。
⑩程曼丽：《强国梦与强国话语》，《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86页。
11孟建、孙祥飞：《“中国梦”的话语阐释与民间想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1期，第27页。
12于运全、孙敬鑫：《做好“中国梦”的中国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2页。
13史安斌：《“中国梦”：提升对外传播内容与效果的新契机》，《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13-14页。
14寇立研：《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7-9页。
15钟沈军、李莉芹：《中国梦与新型核心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10-11页。
16孟威：《美国“黑客攻击论”的战略图谋及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3年第3期，第36页。
17钱立勇：《美国舆论中的新中国军队形象流变与成因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8期，第38页。
18贾钊、袁全：《“海洋强国”战略的多角度解读》，《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第46页。
19刘红：《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中新疆对外传播的区域特征》，《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期，第31页。
20石锋：《给西方视野一个真实生动的新疆》，《新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20-123页。
21周德仓：《地方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页。
22黄敏：《扩散与激活：〈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议题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21页。
2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与公共外交路径》，《对外传播》2013年第4期，第39页。
24胡文涛、招春袖：《文化外交与国家国际形象：一种文化维度的建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第6页。
25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2页。
26钟新、黄超：《软实力的三种评估框架及其方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93页。
27苗棣、刘文、胡智锋：《道与法：中国传媒国际传播力提升的理念与路径》，《现代传播》2013年第1期，第3页。
28黄廓、姜飞：《国际主流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及其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启示》，《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50页。
2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7期，第15页。
30相德宝、张人文：《2013年美国媒体怎样报道中国》，《对外传播》2013年第12期，第9-11页。
31喻国明：《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10期，第89页。
32孟建、董军：《中国对外战略的现实困境与适时转向》，《对外传播》2013年第11期，第34页。
33付玉辉：《中国对外传播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新变化》，《对外传播》2013年第2期，第12页。
34胡正荣、姬德强：《由内而外的传播智慧：对外传播学的现实与未来》，《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第40页。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
（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国际新闻传播；
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
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
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
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
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page_break]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
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
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
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