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16篇《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读书笔记 【篇一：《历史哲学》读后感】 《历史哲学》读后感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由于各种原因，我只阅读了黑格尔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哲学》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读书笔记【篇一：《历史哲学》读后感】
《历史哲学》读后感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由于各种原因，我只阅读了黑格尔所著的绪论部分和正文部分的中国篇。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在《历史哲学》中则构成了明确的体系。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是一部具有深刻独创性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哲学思想的舞台。在历史的研究方法上，黑格尔提倡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历史哲学的功能就是要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去探索理性的行为。黑格尔在绪论中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这就是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写的历史。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只是把史学家所熟悉的行动、事件和情况，改变成一种观念的作品，只是将生动的描述留给后人。二、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能超越现时代的限制，是作者用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是一种历史重构，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唯一的联系。当人们阅读它时会有一种“现在”的意兴在他的心头，会给人以道德的教训，成为达到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过渡。三、哲学的历史。由于哲学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就是理性，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哲学所关心的只是理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因此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性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一切热情、个性、兴趣、和才能都只是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工具和手段。伟大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伟大只是因为他们体现了绝对精神的意志，成为绝对精神的代理人。就连国家也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的形态。在国家中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表现为法律。总之，历史上的一切都是绝对精神在其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外化。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朝着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断地实现。历史哲学的作用就是要在一个特殊的经验中追踪理性的轨迹。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以及那种自由随之而实现的发展过程。所谓批判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是理性支配着世界，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上帝便是这种理性、这种善的具体形式，世界历史不过是上帝计划的实施。理性是人们用来领会上帝这项神圣计划的手段。而且历史是一个从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过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而这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他强调历史的重大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的机会，而是必然的。发展的原则是一个内在决定了的必然的过程。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他不同意把人类历史上的更替比喻为不死鸟从余烬中再生出的循环论的观点。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作是历史的基础。黑格尔的一切哲学领域都渗透着一种浓厚的历史感，甚至可以说，全部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上都是历史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真正的历史是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有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样，生动的历史被抽象化和逻辑化，成为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发展。虽然黑格尔并不否认经验历史存在的价值，但经验历史只是精神历史的验证。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哲学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是历史的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上升为一种更高的势力，也就是说历史不仅仅是作为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按黑格尔的观点，家庭、社会、国家和民族都是绝对精神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外化。世界史就是民族史，是一个有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历史动力的展开代表着自由意识的进步，历史的辩证过程寓于国家的对历史中，每一个国家表现着一个民族精神和世界精神自己的集体意识，每一个民族精神代表着世界精神的发展中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而各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表着历史中的辩证法。不仅国家和民族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就是个别人物也是如此。他把个人分为再生产的个人和世界历史个人，宣扬英雄史观。历史人物的作用就是在于在历史的决定时刻作为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而出现，这些人物会将国家提高到一个发展和完善的新水平。这些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对自由理念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反应。黑格尔认为历史动力来自人的热情和人的意志。没有热情，世界上的一切重要事情和事业都是不会成功的，而所谓的热情就是人从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黑格尔看到了恶的作用，在历史朝着理性的方向前进
时，饿成了历史的杠杆。理性是在利用热情作为实现他的工具的目的的工具。发展、运动的辩证法思想贯穿于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最为宝贵的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解释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正是依靠这种辩证法的思想，他克服了康德在使用“理性”和“知性”时所造成的矛盾。他所应用的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他把事物看作是许多环节相联系的整体，每个环节都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特点相互联系。黑格尔虽然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辨证的，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的，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有许多人提出批判。比如柯林伍德认为，黑格尔的刻板的历史发展模式不过是“为一种僵硬的和明智的保守主义政策提供一种伪哲学的辩解。”黑格尔依据自由意识的发展程度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东方世界代表的“历史的少年时代”、希腊代表的“青年时代”、罗马代表的“壮年时代”和日耳曼代表的“老年时代”。在少年时代，“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即个人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围绕着一个中心——君主。在青年时代，精神进展到了它的自由意识，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在壮年时代，精神的自由是普遍的，个人“已经混合在人的抽象观念里”。在老年时代，是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力量与成熟，精神回到统一，是“现实精神的帝国”，精神的自由提高到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切人都绝对自由了。整个世界在这种连续性的发展中，展现出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以上是对《历史哲学》绪论部分的总结，由于这部分理论性很强，我对之很难理解，又看了两本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书籍，才得出这样认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于中国的某些精神、文化发展做出了解释，比如：经书礼乐、法律刑罚、道德观念、文化传承、天子至尊、科学发展等多方面。黑格尔在这些论述中，有很多精辟的见解，符合事实，也能承认中国历史之源远流长。但是有许多也仅仅是根据一些故事和他的想当然而得出的结论。
我一直认为，如果是一个没有经受过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外国人所写的中国历史必定不伦不类。事实上在阅读了部分《历史哲学》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在这部书中，黑格尔对于中国认识实在称不上深刻，甚至一些认识根本是错误的（或者可以这样看——在这样一部以精神发展史为内容的作品中，可以不认真对待史实？）。我实不知，他究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得出“在黄河和长江上，都有亿万的人民居住在竹筏上面”这一认识的。当然有可能是译者在翻译中的失误，毕竟我所看的不是原著；但也有可能是黑格尔本身的夸大，借以证明“中国本部呈现人口过剩的现象”，但是在历史作品中，这样的夸大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对于科举制的叙述当中，他所引证的居然是在中国本土被看作是一本三流的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关于《玉娇梨》我也曾简略读过，只觉其题材、内容、文笔均无突出之处。而该书之所以能在当时欧洲产生影响，是因为有法文译本。而在当时没有流传至欧洲的能显现中国博大文化的上流之作却完全被忽略了。在对于宗教问题上，黑格尔也因为不理解中国的文化而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竟然提出“天子是一国的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皇帝对于中国人是某种精神的象征与偶像，但我认为皇帝绝不是政教合一的首脑。在对于语言与文字方面，黑格尔的想法尤其可以称为错误，他在根本不了解中国语言与文字的情况下，简单地将之与西方语言及文字进行比较，并且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不合理的。在其他科学方面，虽然正确指出中国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没有长远的发展和具有局限性。但是在这里他仍然有许多错误，比如：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发明权”问题，更比如他在提到的天文学时，更令我感到惊诧，难道他不知道中国在夏朝已有历法？难道他不知道《太初历》？难道他不知道《授时历》？这部伟大的历法与现在的公历精确程度相当，却要早问世300年。如果他知道，为何忽略这部历法？如果他不知，为何这样草率就认为中国没有大天文家？难道郭守敬不能称为大天文家？这难道是一位学者应有的态度？这样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一篇的最后，黑格尔最终给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族性的显著特色就是属于“精神”上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究竟是因为这样的内容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是为了这样的结论而采用这些内容？难道他仅仅是想证明中
国在古代的愚昧落后？于是我重回目录，看到黑格尔对他的祖国和他的民族——日耳曼，给予了无上的评价与赞美——日耳曼精神是现代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民族注定是***原则的担负者??也许，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不能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但面对此书，尤其是中国篇，我无法不加入个人情感。在我的精神没有到达老年时代，没有完全成熟时，此书不再读。【参考书目】1.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128页。2.章士嵘著，《西方历史理论的进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3.张广智等，《西方史学史（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篇二：《历史哲学》读后感】
黑格尔《历史哲学》读书笔记《历史哲学》是黑格尔课堂讲义经编订整理后出版的。此书不仅富于思辨的获利，也适当注意于经验的事物和现象的事物，同时由于年轻人是对历史先为熟悉，黑格尔便从听者已知道的资料中表明出“观念”的动作，这也是我选取《历史哲学》来读的原因之一。本书包含着一个思想体系，即使细微之处也符合逻辑。本书著者无意自己去创造历史，而只是一个凡人从事探讨那已经创造出来的历史，那孕育理性而且富于“观念”的历史。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束缚于他自己的信仰、理性，或者说某种本质的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背认为是一切生存界内表现的一种对峙的状态，那就是“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之间的对峙，而构成宇宙生命的那些自然和智慧的过程便是要取消这种对峙，而使之归合为一种绝对的生存。而这部讲义的主题便是人类从原始的束缚状态到“合理的自由”状态所经过的诸多连续的阶段行相。在绪论中，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并对于哲学的历史予以具体阐述。探讨了：精神本性上抽象的特质，精神用什么方法或者手段来实现它的“观念”，最后考察了，‘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实现的形态——国家。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归为“精神”本质的发展，把“自由的观念”当做是精神的本性和历史的最终目的，将观念和热情作为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观念一方面是事物的充满，另一方面又是自由的、
任性的、抽象的东西”。观念是普遍存在的，她在精神的内部，通过活动这个中心过渡到“客观性”的领域。另外说明个人行为除了出自预先的“热情”、私欲本身或者其他因素外，还在不自觉地符合着，推动着另一深入层面的发展。这种推动本身并未被意识到。继而过渡到“世界历史个人”的目的中间包含着普遍的原则。举凯撒为例，起初他出于取得罗马帝国的独裁权（一个属消极性质的目的），同时他的行为又是罗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一种必要的使命，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同时也是一种不自觉完成世界历史使命的本能。他们出于自身目的而行动，但他们的行动却是根源于潜伏的内在的“精神”。历史这个向前进展的精神从不自觉的内在性由伟大人物带到自觉。英雄（伟大人物）即“世界精神的代理人”。“自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第34页说明“人类自身具有理性，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并提出两个因素：一，自由的观念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二、实现自由的手段，就是知识和意志的主观方面。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历史各个过程所应当达到的目标——就是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说明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历史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淹没于自然之中。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进展到了他的自由意识。第三个阶段是从这个仍然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精神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接着说明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把特殊方面的地理上的差别看做思想本质上的差别，“这种特殊的差别有如下三种：1、干燥的高迪。2、平原刘御——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3、和海相连的海岸流域。这三种地理上的因素是主要的，我们在地球各部都可以看到这三种差别。第一种是实体的高起的领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第二种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第三种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东方国家是历史的幼年时期，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希腊人的世界为历史的“青年时代”，这里逐渐有了个性的形成。第三是罗马国家也就历史的壮年时期。以反省为根据。这是个主观性的帝国。然后是日耳曼世界的
出现，也就是老年时代。精神的老年时代是完满的成熟的力量。这时期他自己又重新回到完满的统一。接下来便是以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顺序展开具体论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践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哲学超越社会表象，从事深刻观察，认识“观念”在实现他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即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在我看来，由于黑格尔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仅仅到上世纪初，主要把中国归列为封闭性的、原始性的过度。而对于中国对当时英国最初访问**的拒斥直接持以否定的态度。而对于西方世界的过多肯定。与历史环境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但是黑格尔的思想之系统性以及思辨性十分强大。对于世界历史系统性的反思归纳以及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探究历史的真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篇三：历史读书笔记】
从甲午战争中得到的外交启示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威胁到了中国在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没有胜算，所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清政府极力催促朝鲜向西方开放，以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在与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来取得自身的谈判优势。但是他们得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他们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也许西方各国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开中国国门，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几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是，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质，妄想“以夷制夷”，这是对外交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此同时，日本倒是极好地分析出了中国、西方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影响。他们想方设法地鼓动中国削弱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缓解混乱的朝鲜局势，为其扫清障碍。以便日后只需面对中国，减轻占领朝鲜的压力。对比之下，我们得出：利用第三方牵制敌人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宝。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别国替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本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别国不可能不惜代价援助我们。唯有认清国际形势，积极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当前，我国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的考验。一方面，
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找出口和应对办法，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维护国家利益。同时，甲午海战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不少用于军事建设的费用被官员拿来挥霍，而李鸿章却没有去阻止，其中一点原因便是不少官员都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借助他的官职搜刮利益，浪费了很大财力，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独断专制，割裂政府与百姓的联系，百姓自然没有渠道和权利去监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百姓自给自足，民族意识自然就欠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民主监督制度，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但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现象依然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拓宽民意反映渠道，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危害。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国力的较量，也反映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民族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是“全民族参战”，而中国只是北洋舰队出战，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了。联想到现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民民族意识的培养，因为团结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将随身贵重金属物品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经济压力，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一轮财政危机。面对钓鱼岛危机，中国国民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游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也展示了我国人民坚定的保岛决心。这些事实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的走向。中华民族遭受过的屈辱警示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占据外交的主动。我们应该把自身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个人素质，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刚健有力。我们的行为虽不能足到让对手畏惧，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欺负的。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外交强大的助推器！
篇二：《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在否定历年世界的基础上的诞生，而又经过自身的否定回归到绝对精神，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关于民族国家问题，黑格尔认为，个人是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个人需要服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黑格尔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的关于东方人、希腊罗马入和日耳曼人的差异就是最著名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出于其整体哲学观的需求和康德普遍史观念的影响，黑格尔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其世界主义观念，即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可能在民族利益面前承认而流血的过程。这一观点，事实上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事实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观察历史的方法有三种：（一）原始的历史关于第一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学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著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稗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二）反省的历史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中，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不同的门类。
(一)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察它的梗概。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二)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
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学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
(三)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有在这里申述的必要，因为它正是德国如今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的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三）哲学的历史第三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前述的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最后一种则并非如此，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就历史来说，“思想”似乎隶属于已存的事物——实际的事物，并且以这种事实为它的基础和指南针。同时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然而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变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并力恰好相反。对于这一个矛盾，和因此而加在哲学思辨的指摘，我们将加以解释，加以驳斥。至于通常所提到的治史的目的、兴趣和处理方式，以及历史同哲学的关系所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特殊误解，有的是陈腐的，有的是新起的，我们可不能一一予以纠正了。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利。它自己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所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他活动的对象。
篇三：《历史哲学》
然而前面所述各个人和各民族的种种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种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黑格尔历史哲学论文(2)
黑格尔历史哲学论文篇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缺陷摘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而是要把历史
提升为哲学，从历史中把握人的精神发展的内在逻辑。人的自由实现是与人对于自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对于自由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精神对于其自身的意识。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它是精神外化和扬弃外化的历史。
关键词：黑格尔;历史哲学;缺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而是要把历史提升为哲学，从历史事件中把握其发生的原因，并从历史中把握人的精神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过程显示了整个人类如何从原始走向现代文明、实现自由的过程。人的自由实现是与人对于自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对于自由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精神对于其自身的意识。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它是精神外化和扬弃外化的历史。对于这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第一，坚持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然只有周而复始的循环，那里不会有新事物出现，“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历史就不同了，它不断有新东西出现，这种新东西是由精神创造的。或许，黑格尔这个思想是在康德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区别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然世界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人的世界遵循的是自由规律。第二，一切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对黑格尔来说，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而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精神的特性是它依靠自我而存在，因而它是自由的，它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达到
自我意识。精神可以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历史的过程就是精神的展开过程：“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
第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理性(个人意识的最高点)。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的精神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存在着热情、意志和欲望等“主观方面”。这些主观方面都是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前面所述各个人和各民族的种种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种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在历史中，各个民族或者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目的而相互斗争，并由此受到损失，而理性的普遍东西却不会受到损失。理性就是通过热情、利益等主观的方面作为手段而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第四，历史都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而精神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在这里，历史的转换就是逻辑的转换被置于一个时间的标尺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关系在时间上的展示。因此，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时间序列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决定论思想也被称为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决定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通过否定之否定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为此，马克思强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人类史描述成为概念运动的历史。
第五，历史的进程在理性国家中达到终结状态。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化现代国家，特别是当时的德国。柯林伍德却为他辩护，认为历史研究只研究历史，而不研究未来，未来对于黑格尔来说，是一本永远没有打开的书，因此，历史必须在现在结束。但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达到历史终结状态的国家不是德意志王
国，而是这样的国家：“‘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统一。《精神现象学》中关于“精神”部分所描述的就是社会历史。“在‘精神’阶段里，意识则进一步表现为普遍意识，表现为社会。主体与客体、个体性与普遍性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实际上，在“精神”这一部分，黑格尔所讲的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社会历史中如何实现个人和社会统一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我们把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结合体看做是广义的历史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在批判地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注是从政治哲学人手的。这表明，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历史观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最核心的东西――政治哲学。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指出了他的缺陷：
第一，黑格尔颠倒了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思想。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诸环节，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有限性的表现，而国家是客观精神的真正的体现，国家克服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性而自我实现，国家规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来说，马克思提出了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思想，认为家庭、市民社会把自己发展成为国家，它们是国家赖以形成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对于马克思来说，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还都是精神发展的环节，是精神实在。
第二，黑格尔混淆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黑格尔在这里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出发，来考察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把两
者结合起来，把这种结合作为目标。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状况。在市民社会，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斗争，黑格尔所设想的理性国家就是要把这些冲突的个人结合起来。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关系放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中考察，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就包含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从政治层面来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又是马克思进一步思考自由个人如何相互结合起来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中介。
篇四：《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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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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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关于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是从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着手探讨的。他重点分析了柯林武德和狄尔泰的表现理论。沃尔什借鉴柯林武德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综合”理论。综合理论“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第54页）。沃氏进一步论证道，“除了综合之外，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着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殊的情况”。普遍原则“关系着人性”，“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第59～61页）。“综合”是对“史实”的综合，但“史实”的真实性如何？这是沃著所探讨的第三组问题。大体说来，探究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要在真理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做出抉择。符合论意味着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只要求陈述与某些前提假设或条件相融贯。就历史学而论，符合论似乎无法证明“史实”是否的确是过去的事实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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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贯论的缺陷在于“架空了整个的结构”，毕竟，“一切知识都必须从一个被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开始”（第84页）。沃尔什“综合”了这两种观点，确信历史学以某种“过硬”的史实为基础而重建历史，而“我们能够利用的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之间的内部融贯性”（第88～92页）。
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这里，把一组命题称为“客观的”，“我们的意思是指，它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第95页）。但是历史思维中“选择”因素的存在，似乎表明“历史学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第98页）。有关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配景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强烈意义上的客观性；怀疑主义以历史学主观因素的存在为理由，怀疑获得历史真知识的可能性；配景主义是沃尔什所提倡的，它认可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要求历史客观性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配景理论承认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前提假设去观看过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提供“某种洞见”。
根据以上对四组问题的阐述，笔者以为，沃尔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组问题。我们说，历史解释中的“综合”问题、历史事实中的真理问题、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自律的还是同化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比较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考察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沃尔什所研讨的四组问题，为我们进行此种比较提供了基本思路。
篇五：《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类一、历史教育专著类：1、王雄：《历史教学心理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余伟民：《历史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赵恒烈：《历史思维能力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赵恒烈：《历史教育于素质教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5、白月桥：《历史教学问题探讨》，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6、于友西等：《历史学科教育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赵亚夫：《中学历史教育学》，中国建材出版社，1997年版8、于友西：《中学历史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二、杂志、期刊：1、陕西师范大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中学历史教学》
三、网上资源：1、人教网网站历史天地主页：地址——http://202.106.163.36/lishi/index.htm2、古船主页：地址——http://www.pep.com.cn/kechengjcyjs/person/guchan.htm
3、惟存教育网站：地址——http://www.being.org.cn/4、史海泛舟网站；地址——http://www.laoluo.net/index.html5、K12史地政论坛：地址——http://sq.k12.com.cn/forums/list.php3?num=34
四、通史、断代史、史学理论类著作（略）五、其它类专著（略）
1，[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2，[英]罗素，《论历史》3，[美]德雷，《历史哲学》4，[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5，[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6，[德]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历史中的意义》7，[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8，[意]维柯，《维柯著作选》9，[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10，[俄]别尔嘉耶夫，《末世论形而上学》、《历史的意义》与《俄罗斯思想》11，[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12，[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3，[法]福科，《词与物》14，[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15，[德]费希特，《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6，[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与《哲学解释学》17，[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18，[美]凯利，《多面的历史》19，张文杰主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20，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2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22，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23，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24，雷戈，《哲学主义的历史》、《历史与意义》25，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26，韩震、孟鸣歧，《历史、理解、意义》27，刘知己、章学诚，《史通》与《文史通议》28，[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29，[英]尼尔·弗格森等，《未曾发生的历史》30，[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31，姜义华等，《史学导论》32，袁吉富，《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研究》33，黑格尔，《历史哲学》34，维科，《新科学》35，汤因比，《历史研究》36，洪汉鼎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
二、历史类
1，钱穆，《国史大纲》2，[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3，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与《美术、神话与祭祀》4，《顾准文稿》5，[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6，[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7，[美]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8，[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9，[美]柯文，《历史三调》与《在中国发现历史》10，[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11，[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2，[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3，[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14，[英]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5，[英]霍布斯包姆，《民族与民族主义》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7，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1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20，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21，《史记》22，《四书五经》23，[英]基托，《希腊人》24，[英]巴洛，《罗马人》25，[德]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三、哲学社会科学类
1，[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理想国》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诗学》3，[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4，[中世纪]阿奎那，《***箴言隽语录》5，[美]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与《现在的哲学》6，[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纯粹现象学通论》、《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哲学作为严格的
科学》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林中路》、《面向思的事情》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与兴趣》与《后形而上学》9，[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0，[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儒教与道教》、《社会科学方法论》11，[德]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12，[德]黑格尔，《小逻辑》13，[德]康德，《康德原著选读》、《判断力批判》14，[德]卡西尔，《人论》、《卢梭、康德、歌德》15，[德]尼采，《权力意志》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16，[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1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实用主义社会学》19，[法]萨特，《存在与虚无》、《辨证理性批判》20，[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图腾制度》与《结构人类学》21，[法]福科，《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与《不正常的人》22，[法]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23，[法]雷蒙-阿隆，《社会学的主要思潮》24，[法]阿尔都塞，《读〈资本论〉》25，《人的问题》26，[德]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27，[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28，[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2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30，[奥]马赫，《感觉的分析》31，[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与《结构主义》、《人文科学认识论》32，[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33，[法]彭加勒，《科学与假设》34，[美]梯利，《西方哲学史》35，[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的神髓》
36，[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37，[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国家论》38，[英]洛克，《政府论》与《教育漫话》39，[英]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波普尔思想精粹》40，[法]伽桑狄，《对笛卡儿〈沉思〉的诘难》4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2，[意]葛兰西，《狱中札记》43，[美]罗蒂，《真之追求》44，[美]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44，[美]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45，[法]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46，[美]杜娜叶夫斯卡亚，《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与《哲学与革命》47，[俄]杜冈-巴拉洛夫斯基，《社会主义：一种有益的学说》48，[德]阿佩尔，《哲学的改造》49，[法]德勒兹，《尼采与哲学》50，[法]巴拉什，《梦想的诗学》5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与《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思想精粹》、《知识、自由与秩序》52，《形而上学的恐怖》53，[英]彼德·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5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55，《系统、结构与经验》56，《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57，《政治的正义性》58，《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59，《后现代与社会科学》60，《计量史学方法导论》61，《结构主义与符号学》62，《比较现代化》63，《再看西方》64，《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65，《欧洲自由主义史》
66，《自然价值》67，《超验正义》68，《社会如何记忆》69，[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70，[英]柏林，《思想自由史》与《反潮流：观念史论集》71，《哲学的终结》72，《自由主义的终结》73，[俄]列宁，《哲学笔记》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74，《和谐经济论》75，《现代社会冲突》76，《重申自由主义》7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78，《求真意志—米歇尔·福科的心路历程》79，《文学哲学》80，[法]布尔迪厄，《自由、交流》81，[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82，《社会学理论的结构》83，《社会学二十讲》84，《现代社会学理论》85，《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86，《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87，[德]洪堡，《论国家的作用》88，《理解的真理》89，《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90，《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91，《在期待中》92，《论***》93，《圣言的倾听者》94，《不可言说的言说》95，[意]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9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哲学文存》与《论语今读》、《美学四讲》97，[美]摩尔根，《古代社会》
98，《资本主义的诞生》99，《王阳明全集》100，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101，金岳霖，《知识论》10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10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104，《对逻辑的思考》105，《自由主义》106，《马恩选集》最新版
篇六：《历史哲学》
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三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历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能在科学哲学中发现类似的问题与之比较结果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历史学完全称得上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摘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
关于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是从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着手探讨的。他重点分析了柯林武德和狄尔泰的表现理论。沃尔什借鉴柯林武德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综合”理论。综合理论“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第54页）。沃氏进一步论证道，“除了综合之外，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着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殊的情况”。普遍原则“关系着人性”，“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第59～61页）。
“综合”是对“史实”的综合，但“史实”的真实性如何？这是沃著所探讨的第三组问题。大体说来，探究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要在真理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做出抉择。符合论意味着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只要求陈述与某些前提假设或条件相融贯。就历史学而论，符合论似乎无法证明“史实”是否的确是过去的事实这个难题；融贯论的缺陷在于“架空了整个的结构”，毕竟，“一切知识都必须从一个被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开始”（第84页）。沃尔什“综合”了这两种观点，确信历史学以某种“过硬”的史实为基础而重建历史，而“我们能够利用的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之间的内部融贯性”（第88～92页）。
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这里，把一组命题称为“客观的”，“我们的意思是指，它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第95页）。但是历史思维中“选择”因素的存在，似乎表明“历史学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第98页）。有关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配景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强烈意义上的客观性；怀疑主义以历史学主观因素的存在
为理由，怀疑获得历史真知识的可能性；配景主义是沃尔什所提倡的，它认可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要求历史客观性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配景理论承认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前提假设去观看过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提供“某种洞见”。
根据以上对四组问题的阐述，笔者以为，沃尔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组问题。我们说，历史解释中的“综合”问题、历史事实中的真理问题、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自律的还是同化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比较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考察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沃尔什所研讨的四组问题，为我们进行此种比较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本质比照
综合前文沃尔什对历史哲学四组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对历史学是否具备科学的四个主要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比较，重点涵盖四组问题：（1）“事实”的真实性问题；（2）解释问题；（3）预言问题；（4）客观性问题。
首先，“事实”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的真理符合论者认为，历史学中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恰恰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所以就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而科学的真理，由于科学思维无疑地包含有约定的成分，或许就不那么确定了。融贯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各种事实，都是以融贯论所说的那种方式而被确定的，改变一个可能影响其余。诚然，历史学奠基于文献、钱币、建筑遗迹、考古数据等证据，但证据不是自明的，历史的基本命题，都体现着解说的成分和某种给定的东西。
符合论对于史实的坚定信念是可取的，但融贯论似乎反驳得更具说服力。然而融贯论并不能以此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明确表示：观察负载理论（或“理论充满于观察中”）。这个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为惠威尔提出，并为波普接受，汉森则以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对此作充分论证。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可错的，观察（经验）是不可错的，理论受经验检验。但汉森指出，经验（观察）不是中性的，它是受理论指导的，是充满着理论的。两个人在显微镜下观察同一个细胞切片，生物学家看到了“高尔基体”，而另一位门外汉却看不到。以格式塔心理实验经常使用的鸭——兔图为例，同一张由各种线条构成的鸭——兔图，有人看它是鸭，有人看它是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鸭子的人，他决不可能从这些零乱的线条中看出鸭子来。这是因为，经验是受观察者的心理因素特别是理论指导的制约的N.R.Hanson,PatternsofDiscovery:AnInquiryinto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8,p85.。
可见，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都存在着否认“事实”的真理性的情况。如果
说“事实”的真实性在两门科学（学科）中有差别，那也仅仅是量（可靠度）的差别。何况历史学中也存在可信度极高（沃尔什之谓“过硬”）的“事实”。就此而论，我们说，历史学就从一个方面被证明是与自然科学无实质区别的。
其次，解释问题。假定历史“事实”是可靠的，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呢？沃尔什借用“惠威尔的术语”，倡导“综合”理论。19世纪英国假设主义者惠威尔（W.Whewell）认为，科学的发现是通过事实（经验）和观念（理论）的综合而实现的。
沃尔什的历史学“综合”，其“特殊性”在于“常常是以目的论的术语来进行的”。若问术语（观念）的来源，沃尔什答：“关于历史学家所掌握的那些观念的起源，我什么也没有谈；那此观念在他写作的当时是有影响的，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第58页）。但是沃尔什承认“综合”理论“虽说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却并不能构成历史解释的全部性质。象科学类型的解释那样来参照普遍的真理，也还是需要的”；“我们主张，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是一切历史著作中所假设的前提”。至此我们发现，沃尔什“综合”理论中所需要的“合适的观念”，应该来自各种科学——尽管主要地来自“人性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多大差别呢？无怪沃氏定位历史学既“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又“和自然科学或者甚至常识，并不象有时候被人想像的那么不同”。
第三，预言问题。根据沃尔什的见解，“科学知识乃是某种程度上总会有用的知识，其有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何以科学知识能够预言未来？沃尔什解释道：“科学真理的特征，则恰恰是它们的普遍性质；它能使得它们为了预言的目的而被加以使用。”（第28～29页）历史学中不存在普遍真理，充其量是一种“高度压缩了的提要”，前者是一个“开放类”，后者则是个“封闭类”（第33页），因而历史学不具有预言的功能。
然而“历史学家……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第34页）。历史学的“预言”与科学的预言果真有天渊之别吗？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K.R.Popper）也否认预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他认为，预言必须依据规律，但社会历史的变化没有规律，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因而也就不可能预言社会历史的未来。K.R.Popper，ThePovertyofHistoricism,London,1984,pp.8～12.规律是如何获知的？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利用归纳法，即人们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而获知规律。但是由归纳法获知的普遍命题就是真理吗？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从特称命题无法推出全称命题；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必然重复，等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赖欣巴哈（H.Reichenbach）对休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知识确定性的错误；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或然的概率知识，且概率度愈高，命题成真的可能性就愈大。H.Reichenbach,TheRiseofScientificPhilosoph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1,P241.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预言并非确定无误的。反之，在历史学中，预言也并非无中生有的。沃尔什至少承认历史学家作预言“优越于那些没有历史知识的人”（第35页）。可见，历史学与科学，在预言问题上，至多存在量（概率）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最后，客观性问题。沃尔什对“客观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说：“自然科学中的标准思维方式，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是为人公认的，其结果便是这些科学中的论证和结论就可以要求科学界的普遍接受。在这种重要的意义上，自然科学就提供了客观的知识。”（第96页）而历史学则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保持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据此沃尔什提出了前述的配景理论。
按照沃尔什的看法，“科学思维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至少是在科学发展的任何给定的阶段上。但是历史学的结果，却不能说是具有同样的有效性”（第114页）。显然，沃尔什对客观性是作共时考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作历时考量呢？假设将不同时期的科学理论放在同一个时期考量，在客观性问题上，科学的情形不就如同历史学的情形了吗？以下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的观点为我们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依据。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我们可以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中找到类似的理论，如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想论、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夏佩尔（D.Shapere）的信息域理论、达尔顿（L.Darden）的科学域理论、麦克斯威（N.Maxwell）的蓝图论等。我们以库恩著名的范式理论为例，比照沃尔什的配景理论。范式，概言之即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这种信念使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虔诚的狂热”，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p151～152.既然“范式”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套可信度较高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那我们不妨把配景理论中的“立足点”或“前提假设”看作一套可信度较低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信度”决定“客观性”。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客观性的差异，仅仅是量（可信度）的差异，并非质的分别。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断定，就真实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四个基本方面而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仅仅是量的差别，而并非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有资格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马克·布洛赫说得好：“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三、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历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能在科学哲学中发现类似的问题与之比较，结果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历史学完全称得上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只是论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对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都
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关于“事实”的真实性。“事实”，按通常的理解，是指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与“理论”相对。理论采取的形式是判断、命题或陈述，而事实则是据以作出陈述或判断的材料。任何研究工作，都采取理论的形式，而其内容一般都关涉事实。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与事实是否相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符合论与融贯论各执一词，并且各具一定的合理性。沃尔什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是要否认历史学家对于过去能知道任何绝对确定的事实这一命题的，并且是站在融贯论的一边在论证着，一切历史论述都是相对的；然而同时我们却又在同意符合论观点的拥护者们，肯定在历史学中，正如在知觉中一样，有着一种要勾划出来独立的现实的企图。”（第89页）汉森则以“观察负载理论”为由，强调观察结果的相对性。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事实”都是相对的，确定的“事实”（实为“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其实，“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事实”真理性问题上的难题。
第二，关于解释。沃尔什的“综合”、惠威尔的“归纳”、以及图尔敏的“建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合适的概念”（科学理论）不是来自对事物的抽象，而是来自研究者的想象；哪一种想象“合适”，哪一种就被认为是“正确”的。惠威尔断言：“科学的发现似乎在于形成若干试探性的假说，以便从中选择正确的一种。但是合适的假说既不能通过规则来形成，更不能没有创造的才能。”惠威尔：《新工具的更新》。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图尔敏则将其“建构”理论具体化为“图象——推理法”，即由模型和数学技巧的结合而建立理论。“图象一推理法”奠基于“大量经验材料”，但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却无真假可言，只有适用不适用的问题。
S.E.Toulm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Introduction,HutchinsonInc.,1953,p32.那么，理论是否就是一种碰巧“合适”的概念呢？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是对现实材料的抽象，是对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系统概括。事物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而且，“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历史学的解释，是利用从事物或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正确理论去解释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合适的概念”去“综合”历史事件。前者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后者只是一种表象。
沃尔什的“综合”理论，还需要“人性科学”之类的科学提供“普遍真理”。但是人性的概念，“却是以最显著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变化的”。如何把握？沃尔什的答案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否证，“人性中有着某种守恒的东西，而且因此有关人性的科学就是可能的”（第63～64页）。可见沃尔什所需要的，乃是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沃氏不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其中，经济关系对人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人性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寻求“某种守恒的东西”。沃尔什的“人性论”只能提供唯心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提供的是科学的历史解释。
第三，关于预言。沃尔什确信历史学不能象科学那样进行预言，因为科学真理是普遍真理，是一个“开放类”，而历史学不存在这样的普遍真理。科学真理果真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才具有预言的功能吗？我们来考察科学哲学中的“归纳之谜”。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Goodman）针对上述赖欣巴哈概率的归纳理论提出过一个“新归纳之谜”（“蓝绿悖论”）。这个悖论实际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归纳之迷”的翻版。穆勒在研究归纳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化学家可以仅据一个事例就得出存在一种新物质的普遍结论；而有史以来的大量观察却没有证明“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J.S.Mill,ASystemofLogic,London,1911,Vol.1,p508.这就是说，有时一个例子足以支持一个归纳；有时千百个例子也无法证明一个普遍命题。“一切乌鸦都是黑的”是个普遍命题，属于“开放类”，但我们却不敢据此武断地预言不会发现白乌鸦或红乌鸦。可见普遍命题的预言功能不在于其属于“开放类”还是“封闭类”。按照我们的看法，普遍命题如果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就具有预言功能，反之则否。如果找到了乌鸦的细胞内存在着它必然为黑的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证明了“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普遍命题，也就可以据此预言了。历史学的普遍命题（沃氏所谓“压缩了的提要”），如果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那就与科学命题一样，具有预言功能。
波普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历史学具有预言功能：人有自由意志。的确，“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这样，“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自由意志之无法如愿，显示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证明社会历史的无规律性。事实是，我们不仅发现了某些历史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正在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历史学预言功能的明证。
第四，关于客观性。沃尔什将“客观性”定义为“为人公认”、“普遍接受”，这
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是迥然不同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客观”或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物质的本来面目去说明或认识。质言之，“客观”总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但是沃尔什的“客观”，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即“公正无私”。沃尔什意识到这种区别，但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其说“所关切的乃是独立的客体（物理世界）”，不如说是“发展出了一套标准的思维方式”（第95页）。沃尔什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评价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然将客观性与外界事物联系起来了：自然科学家服从“标准的思维方式”，基础是“独立的客体”。
否定了沃尔什意义的“客观性”，恢复了“客观性”的本义，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否就不存在客观性了呢？沃尔什的配景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等所提供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历史学而论，客观性“要以诉之于独立的事实来超越前面的配景理论的说法而前进，就是不可能的事”（第117）。就自然科学而论，范式并不是科学家们共同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即它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18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175.波普尔则一面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距离真理有多远，但是我们能愈来愈逼近真理”；一面表示“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试探着——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把理智所自由发明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K.R.Popper,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TheGrowthofScientificKnowledge,NewYork,1963,pp191,231.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由此构成了事物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内部结构。这种客观的结构反映在人的认识中，在方法上，就形成知识的或理论的框架。科学的范式是客观实在的普遍联系的反映。当然它也含有一定的想象的成份，这是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表现。我们研究历史和自然，应该坚持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统一。“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通过对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比较，通过对这两门科学（学科）共同关注的基础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可以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理论。历史学的“事实”，是对人类历史事实的能动认识；历史学的解释，是对历史事件内在联系的局部概括；历史学的预言，基于对历史事件本质联系的把握；历史学的客观性，基于对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能动反映。历史学的这四大基础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历史学与客观历史的关系问题。它们从不同侧面证实：历史学是客观历史的反映，是对客观历史的科学研究，从而历史学就是一门科学。
历史学是科学，并不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的历史学实践都是科学研究。要使历史学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我们尚需付出巨大努力。但是我们坚信：“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ThePhilosophyofHistoryandthePhilosophyofScience
MEMGHai-quan
(DepartmentofHistory,JiangxiNormal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22,China)
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
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篇七：《历史哲学》
AnalysisoftheChapterofChinainHegel＇sHistoricalPhilosophyACaseStudyon＂ThreeCognitiveLimits＂作者：吴戈作者机构：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出版物刊名：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页码：87-89页年卷期：2017年第6期主题词：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国认识局限
摘要：黑格尔重要著作《历史哲学》对于东方世界古典文化的尖锐批评引起极大争议，本文试图以《历史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体系为基础，以中国篇为切入点，以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以“一种立场，三个局限”的基本观点为核心，分析其成因。就其文献本身，理清黑格尔究竟以怎样的视角看中国文化，并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以客观地评价黑格尔的正确观点及其认识局限。
篇八：《历史哲学》
从思辨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且又不可分割的两个分支，一个是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则是什么，另一个是对历史知识或理解性质的探讨。国外学术界一般把这两个分支分别被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般说来，在西方，历史哲学演变的趋势是从思辨的走向分析的。这一趋势的演变，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
标签：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18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只有思辨的历史哲学；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两种历史哲学模式既各有其优长，又各有其致命弱点。因此，对它们的探讨是很必要的。本文拟就从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两种基本形式的阐述入手，以求正确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
一、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分类
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初期神学的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一部人类历史被看作是由一种超人的或超自然的外力所支配。圣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美国的A斯特恩指出：由于圣奥古斯丁，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整个历史是可以解释的……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一系列解释人类历史的尝试[1]。直到近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兴起和壮大迫切要求摧毁神定论的***神学史观，建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哲学家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来看待历史。
维科力图把历史改造成一门“新科学”，寻求历史发展规律。1725年，他出版《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一书，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社会的世界确定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2]历史哲学一词是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最早使用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他提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还应该达到一种哲学或理论的理解高度。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在书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至此历史哲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近、现代的历史哲学一词，一般多用于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则一般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
20世纪下半叶，在谈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往往采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的分法，即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继沃尔什之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德雷进一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
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3]。历史哲学的含义和内容，也随着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而经历长期不断地演变，其大体上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则是什么？（二）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思辨的历史哲学
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作宏观的考察，从而抽绎出历史的目的、意义或规律性。思辨历史哲学的主要工作是由孔德、康德、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完成的。
孔德指出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经历神学（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4]。孔德的实证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万能，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也继承了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非但会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康德于1784年写成《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在该文中指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视为一幕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实现”。[5]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两重性。
黑格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人物。马克思说：“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6]黑格尔认为实现自由的过程必然要经过四个阶段（古代东方，希腊-罗马，***的日耳曼人统治下的中世纪，15-16世纪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宗教改革）才能完成，到了普鲁士国家“世界精神已经达到了顶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发展着，研究精神意味着研究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
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在书中斯宾格勒把各个历史文明当作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加以描述。他用生物的眼光看待文明，认为每种文明都经历大体相同的诞生、成长、衰老与灭亡的过程，并以暗淡的笔调预示文明的行将没落。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同意斯宾格勒的基本历史观点。在该书中他把世界历史分为21个（有说26）个文明单元，并且论断说每个文明单元都将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他宣称自己的目的主要探索“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他以“挑战”与“应战”的模式作为历史运动的机制，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7]
可见，思辨的历史学家们都在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来，企求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客观的历史进程，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寻，极力避免单纯罗列事实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浅薄和片面性，对历史作出提纲挈领式的归纳和简化，内蕴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在横向上力求突破管规蠡测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反对把浑然一体的事物割裂开
来，把视野从民族国家的界域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专门局限中转移到从客观的角度研究历史，给人以历史的综合的整体的认识，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纵向上着意于历史的深层底蕴，强调历史不可逆转的和不以人的个人意志转移的内在必然性，确实有撼人心弦的历史感。但是，他们的观点通常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语义学与逻辑学的洗练。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寻求一种具有永恒普遍适用性的历史规则和模式，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规定难免会表现出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困窘。因而在观察历史时必然导致对历史实在的偏离，使历史理性化、神秘化、先验化。
篇九：《历史哲学》
导论第一节历史哲学导论
第一节历史哲学
本书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尝试。“历史哲学”这一名称是伏尔泰在
18世纪创造的，他的意思只不过是指批判的或科学的历史，是历史
学家用以决定自己想法的一种历史思维的类型，而不是重复自己在古
书中所找到的故事。黑格尔和18世纪末的其他作家也采用了这一名
称；但是他们赋予它另一种不同的意义，把它看作仅仅是指通史或世
界史。在19世纪的某些实证主义者那里可以找到这个词语的第三种
用法：对他们来说，历史哲学乃是发现支配各种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
而历史学的职责则是复述这些事件。
伏尔泰和黑格尔所加之于历史“哲学”的任务，只可能由历史学
本身来履行；而实证主义者却在试图从历史学里不是得出一种哲学，
而是得出一种经验科学，就像气象学那样。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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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支配着历史哲学概念的哲学概念；对伏尔泰，哲学意味着独立
的和批判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意味着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意味着发现统一的规律。
我使用的“历史哲学”一词和所有这些都不同；为了说明我对它
的理解，我将首先谈谈我的哲学概念。
哲学是反思的。进行哲学思考的头脑，决不是简单地思考一个对
象而已；当它思考任何一个对象时，它同时总是思考着它自身对那个
对象的思想。因此哲学也可以叫做第二级的思想，即对于思想的思想。
例如，就天文学这一事例而言，发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乃是第一级思
想的任务；而发现当我们发现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时我们到底是在做什
么，便是第二级思想的任务了，在这个例子中即逻辑和科学理论的任
务。
这并不是说哲学就是心灵科学，或者心理学。心理学是第一级的
思想；它正是用生物学探讨生命的同样方法探讨心灵的。它并不研究
思想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它直接把思想作为某种与其对象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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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来研究，作为世界上单纯发生的某种东西，作为一种特殊的现
象——一种能就其本身加以讨论的东西——来研究。哲学从来不涉及
思想本身；它涉及的总是它与它的对象的关系，因此它涉及对象正如
它涉及思想是一样之多。
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可以由这些学科对历史思想所采
取的不同态度来阐明；历史思想是有关一种特殊对象的一种特殊思想，
这种对象我们暂且规定为“过去”。心理学家自己可能对历史思想感
兴趣；他可能分析历史学家身上所进行的那种特殊的心灵事件；例如，
他可以论证说，历史学家就像艺术家一样是建造起一个幻想世界的人，
因为他们都太神经过敏了，因而不能有效地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
但是又与艺术家不同，历史学家把这个幻想世界的投影颠倒过去，因
为他们把他们神经过敏的起源与过去自己童年时代的事件联系起来，
而且总是追溯过去，枉然企图解决这些神经过敏症。这种分析可以深
入钻研细节，而且表明历史学家对大人物（如恺撒）的兴趣是怎样表
现了他对他父亲的幼稚态度的，等等。我并不提示这种分析是浪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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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我只是描叙它的一个典型事例，以便指出它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
原来的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项上。它只关心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并
不关心它的对象，即过去。对历史思想的全部心理分析仍会是完全相
同的，哪怕根本就没有所谓过去这样一种东西，哪怕恺撤是个虚构的
人物，哪怕历史学并不是知识而纯粹是幻想。
对哲学家，需要注意的事实既不是过去本身（像是对历史学家那
样），也不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像是对心理学家那样），
而是这两者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与对象有关的思想不仅仅是思
想而且是知识；因此，对心理学来说是纯粹思想的理论，是从容体抽
象出来的心灵事件的理论，对哲学来说就成了知识的理论。心理学家
问自己：历史学家是怎么思想的？而哲学家则问自己：历史学家是怎
么知道的？他们是如何领会过去的？反之，把过去作为事物本身来领
会，例如说若干年以前确实发生过如此这般的事件，那却是历史学家
的任务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了。哲学家之所以关心这些事件并不是作
为事物本身，而是作为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事情；他要问的并不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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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佯的事件以及它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而是它们到
底是什么才使得历史学家有可能知道它们。
于是哲学家就必须思考历史学家的心灵，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重
复心理学家的工作；因为对于他，历史学家的思想并不是心灵现象的
一个综合体，而是一个知识的体系。他也思考过去，但并不是以重复
历史学家的工作的那种方式；因为过去对于他并不是一系列的事件，
而是已知事物的一个体系。人们可以对于这一点说，哲学家就其思考
历史的主观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认识论学家，就其思考历史的客观方
面而言，就是一个形而上学家；但是这种说法，由于提示他的工作的
认识论部分和形而上学部分是可以分别对待的，将是危险的，而且它
也会是一个错误。哲学不能把认识过程的研究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研究
分别开来。这种不可能性直接来自哲学是第二级的思想这一观念。
如果这就是哲学思维的一般特征的话，那么当我在“哲学”一词
之上再加一个“历史”时，我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在什么意义上才有
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而与一般的哲学以及任何其它东西的哲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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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呢？
一般都同意，在哲学的整体内也是有区别的，尽管有点不确定。
大多数人都把逻辑学或知识论与伦理学或行为的理论区别开来；虽则
作这种区分的人大多数也同意，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行为，而
且作为被伦理学所研究的那种行动也是（或者至少包括着）某种认识。
逻辑学家所研究的思想，是一种目的在于发现真理的思想，因此也就
是朝着一个目标而活动的例证；而这些都是伦理学的概念。道德哲学
家所研究的行为乃是建立在什么是对的或错的知识或信仰的基础之
上的行为，而知识或信仰则是认识论的概念。因此逻辑学与伦理学是
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确实是不可分的，尽管它们各不相同。如果说有
一种历史哲学的话，那么它和其它特殊的哲学学科的密切联系也并不
亚于上述这两门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
于是我们就必须问，历史哲学为什么应该成为一门特殊的研究课
题而不应该归入一般的知识论。在整个欧洲文明史上，人们在某种意
义上都是历史地在思想着的；但是我们很少去反思那些我们很容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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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活动。唯有我们遇到的困难，才把一种我们自己要努力克服困
难的意识强加给我们。所以哲学——作为自我意识之有组织的和科学
的发展——的题材，就往往取决于在某个特定时期里人们在其中发现
了特殊困难的那些特殊问题。要考察任何一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
任何特定时期中在哲学上的特别突出的论题，就要找出使他们感到正
在唤起他们全部精力的那些特殊问题的征象。而边缘的或辅助性的论
题则显示出他们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困难的那些东西。
现在我们的哲学传统是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一脉相承的，那
时思想的特殊问题乃是奠定数学的基础这一任务。因此希腊哲学把数
学放在它配景的中心；当它讨论知识的理论时，它首先而且主要地是
把它理解为数学知识的理论。
从那时起一直到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历史曾有过两度伟大建设性
的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
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着上帝与人的关系。从16世纪到19世纪，
思想的主要努力关注于奠定自然科学的基础，于是哲学就把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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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己的主题，即把人类心灵作为主体而把它周围空间中事物的自
然世界作为客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整个这一时期，人们也
在历史地思想着，但是他们的历史思想总是比较简单的、甚而是起码
的；它没有提出有什么是它发现不好解决的问题，而且从来没有被迫
思考过历史思想本身。可是到了18世纪，当人们已经学会了批判地
思考外部世界时，他们就开始批判地思考历史了，因为历史学已开始
被当作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又不大像数学或神学或科学。
这种反思的结果便是：根据数学或神学或科学或所有这三种台在
一起便能穷尽一般的各种知识问题的这一假设而出发的知识理论，已
不再能令人满意了。历史思想有其自己的特殊的对象。过去包括着空
间和时间上不再发生的特殊事件，这是不能用数学思维来加以领会的，
因此数学思维领会的是在空间和时间中没有特殊定位的对象，恰恰是
这种缺乏特殊的时-空定位才使得它们成为可知。过去也不能为神学
思维所领会，因为神学思维的对象是一种单一的、无限的对象，而历
史事件则是有限的、多数的。过去也不能力科学思维所领会，因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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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发现的真理都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被人知道是真的，观察和实验
是由我们实际感知的东西提供例证的；但过去却已经消失，我们有关
过去的观念决不能像我们证实科学的假说那样来证实。因而各种打算
说明数学的、神学的和科学的知识的知识理论，都没有触及历史知识
的特殊问题；而如果它们自认为提供了对知识的完备解说，那实际上
就蕴涵着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要历史知识并没有遇到特殊困难并发明一种特殊的技术来解
决它们从而把它自己强加于哲学家的意识时，那就不发生什么问题。
但是当它发生时，像是大体说来在19世纪所发生的那样，情况却是：
流行的各种知识理论都指向科学的特殊问题，并继承了建立在数学和
神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传统，而在各个方面都在勃兴的这种新的历史技
巧却没有被人顾及。所以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探讨，它的任务应当是
研究这一新问题或这一组新问题，即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
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这种新探讨就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的
称号，而本书便是对于这种探讨的一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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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探讨的进行可以期待着有两个阶段。首先，历史哲学确实必
须不是在一个密封舱里设计出来的，因为在哲学上并不存在什么密封
舱，而只是在一种相对孤立的条件下设计出来，被当作是对一个特殊
问题的特殊研究。这个问题需要特殊的处理，正因为传统的哲学没有
谈到它；而它需要被孤立出来则是因为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即凡是一
种哲学所没有肯定的东西都是它所否定的，以致于传统哲学就蕴涵着
历史知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历史哲学就不得不对它们置之不理，直到
它能对历史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建立起一种独立的证明为止。
第二个阶段将是设计出这一哲学的新分支和旧的传统学说之间
的联系。对于哲学思想的整体的任何补充，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已
经存在的一切；而一种新哲学科学的建立，就必然要修改所有的旧哲
学。例如，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以及由对自然科学的反思而产生的哲
学理论的建立，就由于对三段论逻辑产生普遍的不满并代之以笛卡尔
和培根的新方法论而反作用于已经奠定的逻辑学；同样的东西也反作
用于17世纪从中世纪所继承下来的神学的形而上学，并且产生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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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那里所发现的新的上帝概念。斯宾诺莎的上帝是根据17世纪科学加以修改过的中世纪神学的上帝。所以，在斯宾诺莎的时代，科学的哲学已不再是由其它哲学探讨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分支：它已渗透到一切哲学研究，并且产生了一套完全是以科学精神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在目前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要根据狭义的历史哲学所达到的结果而对一切哲学问题进行一次普遍的彻底检查：它将产生一种新的哲学，那将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哲学，也就是从历史观点所构思的一套完整的哲学。
在这两个阶段中如果本书代表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应该满足了，我在这里所努力做的就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做一番哲学的探讨，把它看作是与一种特殊类型的对象有关的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或形式，而暂时撇开更进一步的问题，即这一探讨将怎样影响到哲学研究的其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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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在否定历年世界的基础上的诞生，而又经过自身的否定回归到绝对精神，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关于民族国家问题，黑格尔认为，个人是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个人需要服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黑格尔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的关于东方人、希腊罗马入和日耳曼人的差异就是最著名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出于其整体哲学观的需求和康德普遍史观念的影响，黑格尔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其世界主义观念，即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可能在民族利益面前承认而流血的过程。这一观点，事实上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事实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观察历史的方法有三种：（一）原始的历史关于第一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学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著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稗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二）反省的历史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中，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不同的门类。
(一)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察它的梗概。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二)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
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学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
(三)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有在这里申述的必要，因为它正是德国如今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的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三）哲学的历史第三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前述的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最后一种则并非如此，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就历史来说，“思想”似乎隶属于已存的事物——实际的事物，并且以这种事实为它的基础和指南针。同时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然而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变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并力恰好相反。对于这一个矛盾，和因此而加在哲学思辨的指摘，我们将加以解释，加以驳斥。至于通常所提到的治史的目的、兴趣和处理方式，以及历史同哲学的关系所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特殊误解，有的是陈腐的，有的是新起的，我们可不能一一予以纠正了。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利。它自己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所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他活动的对象。
篇十一：《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读书笔记范文历史哲学读书笔记范文看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体会呢？这时候，最关键的读书笔
记怎么能落下！那么如何写读书笔记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以下是精心的历史哲学读书笔记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近期我所读的一本书，是一本哲学类的，名字叫做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本书在黑格尔的作品里面，在哲学类里面，可以算是一本非常容易读的一本书了，虽然只是相对的。这本书分为绪论和主体两部分。绪论部分几乎是理论，是最容易让人打退堂鼓的部分，但就这部分而言，讲社会制度的部分却极其有趣。他说在开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各种政治与道德的限制被看做是客观安排的，就像自然世界的事物一样，是人类不得不承受的东西。举例子的话，就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掌握世人生杀大权，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是难以承受的，但在相当漫长的一个时期内，都被世人无条件承受，且认为理所当然，再正常不过，相反地，在制度文明的国家，个人便会追求正当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懂得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黑格尔此书的观点多被人批评，但此点还是比较正确的。
本书的主体是分别讲述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历史。有趣的是，作者认为，东方世界对应的是历史的幼年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在东方世界中，一切的荣耀都只属于一个人。希腊世界对应的是青年时代，因为这里渐有个性的形成，罗马世界那么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壮年时代，因为一切活动既不由君主任意，也不由自己任意，而是大家一起来实现一个普遍的目的.。至于日耳曼世界，想必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对应的正是老
年时代，但这种老年意味着完满的成熟和力量，是一种满的境界，而不是衰老。
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中几个有意思的点。比方苦行僧的故事。印度的阶层分化非常严重，分为四个等级，而婆罗门那么是处于顶层的阶级。苦行僧为了修到最高阶级，需要怎样做呢？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连续站立十二年，不坐不卧，如果你能成功坚持，好，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将双手紧握，高高举过头顶，连续十二年。如果前面两个阶段都能成功挺过，还有第三阶段，在火上炙烤三时三刻，第四阶段，埋入土中，如果能活着出来，恭喜你，闯关成功。似乎没听说有人成功过。再比方埃及的动物崇拜，讲一个罗马人杀死了一只猫而引起了叛乱，于是罗马人也被埃及人杀死了。他们是宁可饿死也不会与动物争食的，更别说杀掉动物充饥了。
当然，这本书的内容绝不仅仅只有以上这些，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可以课后找来阅读一下。
篇十二：《历史哲学》
他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句不是一种属于古代东方的法则一种特殊历史也不是一种先于古代的一种社会构成??它确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式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它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简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
摘要：翦伯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教程》是他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代表作。书中，作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宣扬了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这部著作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对当时国内外诸多不利于抗战的思想作了批判，极具现实性和战斗性，同时又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关键字：翦伯赞马克思主义现实性局限性
翦伯赞（1898——1968）原名象时，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1919年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毕业，1924年赴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从1930年开始，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1934年5月，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至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和理论宣传工作。1946年到上海，从事反将民主运动，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1968年，被江青一伙迫害，于妻子一起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一生著作颇丰，除主编《戊戌变法》、《义和团》、《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国史纲要》之外，著作尚有《历史哲学教程》《秦汉史》、、、①《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等。翦伯赞是我国二十世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新史学五大家之一（其余四人为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1938年8月由内迁长沙的新知书店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翦伯赞在史学理论领域的代表作，也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我国史学界又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理论名著。《教程》一书问世不久，在出版地长沙及分销地重庆、贵阳、桂林、广州、香港等除即被抢购一空。次年8月再版，，增加“再版序言”，题为《群众、领袖与历史》。可是不久，便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下令不许再版，不许翻印，不许销售，现存之书，下令“付之一炬”②此后直到1947年才。得以再版。即使如此，此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学界的影响虽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是不可忽视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
翦伯赞先生生于十九世纪末，其求学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在长期的求学过程中，在参加革命工作的实践中，翦伯赞先生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且于1937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在学术界展开讨论和争鸣，在政治领域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教程》首先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合法则性就如同自然界的许多规律一样，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也是存在着的，历史由一个形态向另一个更高形态的转变，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的革新。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这都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一般性。同时，也存在特殊性。但特殊性是一般性下的特殊性，后者对前者起主导作用。翦伯赞随后结合当时以告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论证了历史发展诸阶段的存在。这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批判了中外许多学者
①②
此段主要引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扉页之作者简介。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前言第5、6页1
的观点。翦伯赞还解释了历史的关联性。他从时间、空间、及客观条件和主观创造间的三个方面来叙述。历史的发展就如一条河里，不可也不能够截取一段去研究，也不能忽视其他地域的人群和文明。翦伯赞还叙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个人的作用的辩证关系。在历史的实践性一章中，翦伯赞批判了古今中外的众多史的观念论，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再到陶希圣，他们试图以抽象的概念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因，其结果只能是片面的。唯有从经济的角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才能正确认识历史。在历史的适应性一章中，翦伯赞介绍了诸社会的上层建筑形态，即社会意识，主要的工具是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观。这些主要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翦伯赞的叙述，重点是介绍辩证法及其对研究历史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当时中国的学界，是一个新鲜事物。
二、现实性
《教程》写于1938年，当时正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全民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环境、翦伯赞先生的个性人格塑造了《教程》鲜明的时代性、战斗性和革命性。在当时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出现了过于乐观的宣扬依靠英美的速胜论和极度悲观的亡国论。显然这些论调不符合当时的客观局势，不利于树立正确的抗战思想，不利于指导政府，教育人民群众。此外更有亲日派的投降危险，他们在国内散布法西斯的侵略理论，散布悲观、失望、妥协、动摇的谰言，为虎作伥。中国抗战的严峻形势需要文人学者挺身而出。著书立说，向人民群众指明前途。《教程》正是诞生于此时。关于历史哲学，翦伯赞认为，“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上，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时，历史哲学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①《教程》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针对法西斯经常以理论构建它们侵略的合法性，翦伯赞针锋相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历史事实去揭穿法西斯荒谬的面纱，还其以强盗的嘴脸。为法西斯侵略服务的历史家，他们抬出了“上帝的启示”“英雄主义”“道德论”“暴力论”诸理论，或使法西斯头子英、、、雄化，或宣扬民族优略论，或宣扬反抗的非合法性。这些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暴露了法西斯内心的虚伪与软弱。翦伯赞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这些理论作了无情的批判。他认为，上帝的启示源于中世纪的神学观念，是一种观念论，它的主要特征“是要把实际去适应于信仰，适应于预先幻想出来的教条。他们以为全部的人类历史，不过是由上帝导演出来的一幕悲剧。②”同样，法西斯的英雄主义是崇拜英雄，愚弄大众的理论。“他们企图借上帝的幽灵，提高英雄的尊严，假托上帝的启示，来隐蔽其侵略的兽行，用历史来创造崇拜英雄与穷兵黩武的群众热情。③道德论则欺骗人们要接受一切现存的事实，不可反抗。暴力论则赤裸裸的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唯一动因。针对国民党当局执行的片面抗战路线，翦伯赞也有批评，“在中国的民族抗战中，有些人也还在鄙视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这些人与其说是鄙视群众的力量，毋宁说是害怕群众的力量。„„就因为群众的伟大性中包含着可怕性，所以一部分人总把中国的抗战引导到军事的绝对主义，以防止群众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之兴起。他们分裂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隔离群众与领导者的关系，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抗战不容易走到全面的性质。他们虽然也希望抗战胜利，但同时又不希望群众的参加，他们虽然也爱护领导者，但他们又希望领导者变成一个脱
①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35页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42页③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46页2
离群众的人。①显然，”上述内容揭露了国民党的内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局限性、反动性。同时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日方针。《教程》再版即被查禁，于此很有关系。对于汉奸卖国贼、民族叛徒，翦伯赞大声挞伐，好不留情。他列举了诸如汪精卫、陈公博、郑孝胥、殷汝耕等汉奸的罪行，并指出这些人一贯的卖国嘴脸，其理论虽虽不断变更，实质却是一样可耻。翦伯赞的笔下，“颂其所当颂，则其所当则，春秋笔削，大义凛然”②可以说是令“亲，着快，仇者恨”。
三、正说与反说
翦伯赞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宣扬唯物史观，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去指导历史研究，这固然是好的。但是诞生于风云激荡的抗战时期的《教程》却因为那个时代而带着极大的局限性，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翦伯赞先生最初攻读的是经济学，也是从经济学领域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毋庸置疑，他在经济学的研究上颇有造诣。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经济基础的作用，这表现在《教程》上，就是他对经济形态的解释分量最足，见解也独到。关于经济发展的诸阶段，马克思曾有过表述，但却是极模糊地，“大概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生产方法，可以作为经济上构成之相续诸阶段。③这是个很不清晰地论述，也缺少严谨的分析，”似乎是随口一说，更像是没有弄清楚事实。然而这句话却极为翦伯赞和当时的其他学者重视，因此而起的文字之争甚有规模。翦伯赞先生认真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联部分学者的著作，并应用于分析中国的历史发展诸阶段，在与其他学者的论战中，逐渐得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句不是一种属于古代‘东方的’法则，一种特殊历史，也不是一种先于古代的一种社会构成，„„它确实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式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它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的变种。从这一结论上，我们便可以把历史发展从许多曲解中回复到其自身发展的法则。④由此，他相信随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决，也解决了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马克思的论述，其目的在于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其结论，无论成熟与否，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属于“意识”。翦伯赞对马克思的论述，却采取了简单的“拿来主义”，并把它嫁接在中国历史上。他的研究方法是先信仰后真理，先理论后事实，再以得出的事实去验证先前并未论证的理论。这种方法，绝对得不到正确的认识。翦伯赞的另一处明显的不足是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但在《教程》中，阶级斗争的影响不仅在政治领域，还表现在思想领域，阶级斗争上升为主宰。在描写“适用于先阶级社会以至于目前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经济构成之上层诸建筑形态时”，翦伯赞虽然也能从物质和意识、领袖和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其分析，但却融入了太多的阶级斗争观念。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不是规定上层建筑。众所周知，每个时代都有其固有的精神领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这些上层建筑的基础确是当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它们的发展与变化确与经济基础的质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还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意识的哲学、文化等具有独立性与超前性，所以若果硬性的把各个时代的思想与当时的经济挂钩，那样就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了。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不是规定上层建筑。翦伯赞的表述，诸如“柳宗元则站在小土地所有者的立场上而发表其‘三教统一论’，”“出现了代表小所有者与自由商人的王安石的‘改良主义’，”“表现为岳飞、吴璘、吕焕文、李刚等这些小土地所有者以及农民与自由商人„„
①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3页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1986年3月第一版，第70页③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十三页④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71页3
阶级的主战”“出现了颜元一派的农民的政治哲学”①这许多表述，笔者窃以为值得商榷。，，综上，《教程》最大的局限性和不足，笔者认为，在于翦伯赞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仰。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已近二十年，中国拥有为数不少的信仰者，但在国共两党长期对峙的环境下，一部分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信仰变得异常坚定，以至于近乎盲从，失于教条。翦伯赞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并不是很严重，但用于分析复杂的历史时，就显得不是很科学。在《教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已被定为一尊，已被作为唯一科学的东西加以供奉。其他流派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大都被看作对历史的歪曲。由于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定为一尊，《教程》又被作者自认为是对这一理论的权威阐释。因此，《教程》在理论②上的那种“真理在握”的独断气味异常浓重，给人的感觉极为深刻。因为这个原因，《教程》对其他学者的不同见解难以抱着一种平等的心态去认识，它缺少了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多元化。翦伯赞先生在批判他人阶级局限性的时候，忽略了对自己的冷静批判，从而在观念上固守在绝对主义、实证主义的范围内。同时，由于对自己理论的过度自信，导致对材料运用得太少，对基本事实缺少审查，一方面造成论证的空洞乏力，不能深刻的阐释观点，另一方面又直接影响了论证的正确性，给他人以把柄。在《教程》诞生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了书中的诸多不足，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翦伯赞先生，毕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时代赋予每个人的种种不是我们的意志所能摆脱的。翦伯赞先生的《历史哲学教程》的价值和历史贡献突出的，也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能抹杀。至于其次的不足之处，便是今天我们后学所要做的。
①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76、177、179页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第143页4
篇十三：《历史哲学》
历史的脚步-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寻找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历史的脚步: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寻找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
摘要：体育哲学是深刻的、是伟大的、是本能的、是人类生存进化的历史总结，是一个需要寻找的难解秘密。黑格尔先生在《历史哲学》中隐约表露出他对于体育运动的钟爱，并遗留下了思想的线索。在历史语境中，体育运动与古希腊民族精神的结合，是实践积累后的思想总结，这种过程续写着体育运动与人类的历史情感，是体育运动哲学思想的历史升华。让我们进入《历史哲学》的世界中，寻找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主动感受体育运动带给人类的历史情感、思想关怀和哲学观照。
关键词：黑格尔；历史哲学；体育运动；古希腊；哲学线索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6－0027－06
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在某个时期，我们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只有这样，人们才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也许这种等待问题答案的过程，就是一种必要的心灵思考和探寻。人类正是在历史中不断的等待、总结、思考、探索与寻找，才赢得最后的发现。发现历史、反省自身、总结过去、预测未来，人类点滴的成长、进步、收获和成绩，都记录在历史的漫漫长卷之中，历史成为了人类自己梳洗的明镜。历史是对过去现实的演义，它不是幻觉，它是真实，但又是逝去的真切情绪，于是历史是需要把握的，需要上升为心灵的体验，成为精神的存在。1837年爱德华德・干斯博士在《历史哲学》的序言中谈到：“‘历史’是建筑在捉摸不定的流水之上的，
是建筑在喷涌无常的火山之巅的，以致意图从那里边去发现各种规律、观念、神圣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的任何尝试，都可以被义正言辞地斥责为故意卖弄、或者先天的胡吹、或者空虚的想像。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对于历史的思想尝试也许正因为存在如此多的困惑，我们才知道黑格尔的深邃。他的著作《历史哲学》成为人类寻找历史的思想、精神与观念所必须选择的阅读经历，历史哲学成为观察、学习和思考历史的最高境界，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没有明确的表露出他对于体育运动的钟爱，但却遗留下了思想的线索。在第二部“希腊世界”中，第一篇“希腊精神的元素”和第二篇“美的个性形态”就主动谈及了体育运动，尤其是第二篇第一章“主观的艺术作品”中将体育运动当成是希腊的精神元素，不过，体育运动就是古希腊的精神元素之一(剩下的是知识和艺术)。我们知道要了解古希腊，体育运动是不能回避的话题，这也是古希腊文明伟大、深邃、灿烂和结晶之所在。让我们进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世界中，寻找古希腊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主动感受体育运动带给人类的历史情感、思想关怀和哲学观照。
1、历史的思索――《历史哲学》中体育运动的解释
黑格尔把历史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普遍、实验和批评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考察的对象。黑格尔对其是这样定义的：“‘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所谓历史哲学，也就是将“历史的思想”当作一种“理性”的关切，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从经验上、思想上、’情感上和理智上，对历史进行分析、提炼、归纳和总结，是最具有责任感的人类思维活动。解释历史。成为人类思想合理化的标志，成为充满活力、青春和热情的象征，是具有征服力、创造力、感化力的思维存在，这也是历史哲学的魅力所在。当我们在翻阅一些历史著作时，体育运动是必须提及和无法回避的话
题，我们最想知道关于体育运动的故事，因为体育运动表达出的是人类身体运动的生命哲学。
体育运动的对象是人，所以人的行为活动中多少含有体育因素，并且体育因素是最为活跃的因子。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的体育观念是：“第一，古希腊人不以裸体为羞，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可以裸体参加角逐。而他们周围邻近的异族，却都以裸体为羞。第二，在古希腊人的全民性的盛大庆祝会上，他们尽情地展示和炫耀裸体。在会场上，那些健美发达的裸体，开始了角斗、拳击、掷铁饼、竞走和赛车，获胜的选手回到家乡，受到人们热情的追捧。”在古希腊人们不但运动，而且还裸体的运动，将裸体视作美，将运动当成自然。健硕的身体、强壮的肌肉、高大的身躯、黝黑的皮肤成为美的象征；矫健的身手、轻盈的步伐、快速的奔跑、灵敏的跳跃、持续的力量成为评价优秀公民的标准。此时的体育运动与古希腊精神融为一体，是真实的民族情感和文明思想，是不能分割的历史情节。“希腊人的体育诞生，不只是一种肉体的张扬，相反，他们是一种无声的哲学反抗，是一种命运的把握，是在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保留野蛮、勇敢、力量的“历史”努力。……体育与哲学之间一定存在某种令人困惑的历史关系。”就历史来说，体育运动是伴随着人类身体活动存在已久的事实；就思想来说，体育运动深刻的记录下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活动的演化历程；就哲学来说，体育运动富含标记人类生命符号的原始生存记录，是不能改变的理性存在。体育历史是人类身体活动的真实记录；体育哲学是人类生命价值的本质回归；体育的历史哲学是人类铭刻在身体本能之中的真理，是唯一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对身体活动自身需要的合理解释。
2、自然的基础――地理因素中体育运动的联系
根据地理因素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文明孕育的自然基础分为：高地、平原流域和海岸区域。这三种区域孕育的文明是不一样的，并且民族精神存在着差异，思想意识也不同。“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从地理基础中产生的自然联系是
考察民族精神的首要因素，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民族性情的特征。古希腊是一个海岸民族，因此融入民族性格的第一因素，就是海洋的味道。地中海是一个多情的海洋，尤其是东地中海――爱琴海，给人无尽的遐想。古希腊人就以这片海洋为生，并培养出活泼、勇敢、智慧和浪漫的民族性格。“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这样的民族才具有创造、征服的个性，才会产生出带有文明特色的思想因素。“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这些智慧、勇敢、机警、欺诈和暴力，为体育运动的产生奠定了生存的土壤。“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古希腊人自由奔放、富于想象力、充满原始欲望、崇尚智慧和力量的民族性格，也培养了古希腊人追求现世生命价值，注重个人地位和个人尊严的文化价值观念。”体育运动就是古希腊民族性格和文化价值观的集中展示，通过体育运动将对海洋的情感、对身体的自由、对健美的追求、对英雄的崇拜、对神明的敬仰尽情宣泄着民族性情。
古希腊的地理形状就像一片漂浮在地中海上带着枝条的橄榄叶。“伯罗奔尼撒和欧洲大陆的联系只是一个狭窄的地峡：希腊全境满是千形万态的海湾。这地方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海洋成为连接精神的纽带，陆地的划分和阻隔将精神断裂成碎片，海洋成为文明的依靠。“希腊到处都是错综分裂的性质。正同希腊各民族多方面的生活和希腊‘精神’善变化的特征相吻合。”于是，古希腊的创造成为思想的特色，人们善于思考，哲学、艺术、诗歌和体育同时产生了，这是断裂后的精神创造和融合。“因为希腊人只偷听着‘自然’的事物，对它们作种种的推测；并且在他们心灵深处，探讨它们的意义。自然的基础作用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它可能会滋生出一些不可能来，但是总体是会随着地理因素的影响而作用在民族性格之上。“我们不应该把自然
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助于荷马诗(篇)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倍加珍惜古希腊文明对于体育运动的孕育，因为在世界的几大文明中，只有古希腊表现出对体育运动的独特感情，所以古希腊成为寻访体育运动历史、思想、文化和哲学足迹的已知起点和未知终点。
不管是一种怎样的偶然，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体育运动诞生了，它诞生在地中海的多情波涛之中；诞生在自然环境的地理基础之中；诞生在民族迁移浪潮的决斗意识之中，诞生在古希腊人的自由思想之中；诞生在世界文明的绚丽瑰宝之中；诞生在人类性格变化的无常情绪之中；诞生在一个偏狭地域的不经意之中；诞生在一切可能与不可能性之中。体育运动的诞生是一个奇迹，它让人类身体本能中许多思想凝结能够得到集中的释放，这是一种畅快淋漓、的无拘无束、自然洒脱、天性张扬、自由解放、肉体狂热的情绪发泄，归根结底都是在自然基础中的一种哲学联系。在历史的情景中，当古希腊人取得了地理因素第一个自然基础时，等待体育运动的诞生成为民族精神的选择。这种选择没有唯一的、必然的联系，但是当体育运动出现时，这种唯一和必须就显得那么的自然和正常。在地理因素中形成的那些民族性情，必然贯彻到体育哲学的思想世界之中，自然基础成为体育历史的影响因素。在体育的历史哲学中，离不开那些地理因素和自然联系，它必然成为体育思想发展历程的根基，是最为可靠的物质化的线索，值得尊敬和溯源。
3、自由的理解――精神意识中体育运动的内涵
我们要寻找的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其实是属于“精神”领域的一次历史的思想探索。“要明了‘精神’的本性，只须看一看和它直接对立的东西――‘物质’。‘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吸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民族精神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寻求解放和获取自由。“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惟一的目的。物质化的世界和
精神的依靠都是为了自由，自由成了理想，人类历史的中心任务寻找到了统一性。“但是哲学的教训却说‘精神’的一切属性都从‘自由’而得成立，又说一切都是为着要取得‘自由’的手段，又说一切都是在追求‘自由’和产生‘自由’。‘自由’是‘精神’的惟一的真理，乃是思辩的哲学的一种结论。哲学经验告诉我们，“精神”的目的是追寻“自由”的，所以体育运动自然成为人类寻求“自由”的一种手段，其实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这种等式成立时，也正是体育运动纳入人类思想中心的绝好机会，古希腊人做到了这一点，将体育运动归结为与神明沟通的渠道，体育运动上升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发现自由也分为许多种，一个人的自由，多数人的自由，民族解放的自由。“‘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在希腊人中间，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一个人的自由不能称其为自由，只能理解为专制，一个人(国王、酋长)充满权力。他的自由成为放纵、欲念、占有和剥夺，是一种狂妄的恣肆。古希腊人的自由是多数人的自由，是公民的自由，古希腊人将自由的责任，集中的表现在体育运动之中。体育运动成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愿望、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才能、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追求最为自由的竞技场。
“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种特别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成为了战胜虚伪和狂妄的解放，“自由”得到了发扬并成为内省的文化内涵。“那个自由的、欢乐的希腊‘精神’完成了这种解放工作，并且做了它的出发点。一位埃及祭师曾经说过：希腊人永远是孩子。”正是这种童真和童趣，成为一个真理，成为古希腊人认识自己的手段。“在埃及的奈丝观念里，‘真理’还是一个问题。希腊的亚普罗便是解答；他说：‘人类呵，认识你自己吧。’它并不是劝告个人去认识他的特性，而是命令一般人类去认识自己。这个命令是发给希腊人的，在希腊‘精神’里，人类便表现出他的明白而发达的状态。”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镌刻着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一句简单的哲学话语，却带给了人类几千年来关于自己的无尽思索。公元前9世纪德尔菲神谕所中的女祭司毕西娅告诉斯巴达、比
西斯和伊利亚三位国王的神谕是：“如果你们想战胜衰败，那就开始体育运动吧!”这是很神奇的对话，体育运动成为战胜衰败的手段，可以想象体育运动在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人精神的自由，成为认识自己的箴言，成为神灵掌控人类的神谕。
从这些古希腊“精神”中所表达出对体育运动的依赖，是一些真实的情感流露，他勾起向往自由人们的无尽遐想，在心中构成最为自然、和谐和理想的画面。画面中的人们为了抵御衰败都在争相运动竞技，将从人类进化过程中学习的本领：奔跑、跳跃、攀爬、投掷和游泳的技艺展露无遗。体育运动在人类的心中，激起最深切的怀念、唤醒最感性的本能、表达最真诚的向往、凝结最本质的精神、盼望最欢喜的自由，它调动起人类身体中最理性的善良，人类在体育运动中达到身体与思想的统一。这时“希腊表示着精神生命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精神元素的理想与现实融合了，自由和本性统一了。这一切都悄然的在古希腊的体育世界发生了，人们很惊奇，于是更加相信神灵的指引，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在祭祀神灵的身体竞技中产生了。体育运动跃然上升为民族精神，神灵和英雄都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人们等待着四年一次的心跳，神灵降临在你的视线之内，你发呆了。古希腊“民族精神”在通达“自由”的路途中遇到了体育运动，体育运动成为了身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人类的自由过程中最伟大的“精神”元素。理解体育运动“精神”的“自由”必须从现在开始，这是追溯体育历史哲学的必经过程。黑格尔先生开了个头，体育哲学的线索需要找寻。
4、荷马的智慧――荷马诗篇中体育运动的思想
当我们谈起古希腊，诗人“荷马”成为必须敬仰的智者，他的诗篇《荷马史诗》也成为了所有叙述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参考和逻辑起点。“对古希腊人来说，荷马无疑是他们的百科全书，他们的宗教观念、文学、哲学、政治思想，都可以追溯到荷马。”黑格尔也是这样做的，“荷马”成为他在《历史哲学》中经常提及的名字。荷马诗篇中也必定蕴涵着古希腊体育运动的思想和哲学，等待我们的历史发现。一个
青年人的愤怒开始了史诗的叙述。《荷马史诗》上部《伊利亚特》篇中的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歌唱吧，女神(缪斯)!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他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给阿凯亚人带了受之不尽的苦难。这次愤怒是民族精神的一次惊醒，从此古希腊文明开始了文化的跳跃和激荡。古希腊人将它理解为自己民族的“精神”，是青年人的行为，是具有征服力、创造力、感染力的古希腊人的行为。“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这个元素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希腊的生活真是一种青春的行为。这个生活开始的人是阿喀琉斯。他是诗歌的理想青年这个生活结束的人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现实的理想青年。“荷马”世界营造着关于希腊精神中需要的所有元素，从理想到现实都浸染着活泼、欢快和洒脱，这是生命青春行为的参照物，《荷马史诗》表达着古希腊人精神的最高标榜――英雄。青年就是英雄，表达着古希腊人理想的形象。英雄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力量、勇敢和智慧成为英雄的武器；体育竞技成为英雄表现的手段；纷繁复杂的社会成为英雄表现的竞技场。
从地理基础中我们知道，古希腊“精神”开始是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唯一联系依靠的是大海，陆地上人们处在不断的迁徙之中。掠夺和打劫成为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因为“海上的主要职业，并不是贸易，而是海盗劫掠；我们从荷马的诗篇看来，这时候海上抢掠还没有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事情。”当时的古希腊没有安宁，分裂、骚扰、掳掠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就连王侯之间的关系也是处于权力、力量、军力和英武之间的对比之中。“王侯对于臣民的关系以及王侯相互间的关系，从荷马史诗中最能够看得出来。这种关系并不根据法律所规定的社会情形，而是根据财富和属地的优越、军力的雄厚、个人的英勇、识见和智慧的高超以及出身的门第；因为王侯和英雄同样被看作是高等的贵族。”在这种政治分裂的状态中，当时统一的泛希腊概念还没有形成，英雄和王侯都只是隶属于他的城邦，是荷马用诗篇的故事告诉了人们他们都属于希腊人。这次使希腊概念统一的事件就是：特洛伊战争。“阿喀琉斯开始了希腊世界，他的后身亚历山大完成了希腊世界；这两位青年不但在他们自身上给了美艳绝伦的画图，并且给了希腊的存在一个美满的典型。”在荷马史
诗中，完成了统一的希腊概念，并将英雄推上社会的前台，两个英雄形象足以完成希腊人的所有理想。
将古希腊人的理想归结为荷马诗篇中的英雄人物：阿喀琉斯。对于体育运动来说是一个重要线索，荷马时代的体育思想也正是蕴涵在英雄人物之中。英雄使分裂的古希腊得到了统一，并引领着时代的前进。“荷马社会其实就是英雄的社会，是英雄活跃的舞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体育中英雄无疑都是主角，是支持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于是与英雄密切相关的品德是：勇敢、力量和智慧；行为是：战争、劫掠与体育竞技。这些品德和行为都是相关联的思想标准，整个社会就是这种英雄风气演义的历史思想。在《荷马史诗》的上部《伊利亚特》和下部《奥德赛》中，都有描写体育竞技的运动赛会，一个是为了丧葬，一个是为了展演。古希腊人将体育竞技当成一种社会联系的方式，由最初人与人之间的竞技比赛，发展成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体育竞技，最后孕育出：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产生的社会基础就是以社会交往模式为背景的联系：英雄竞技。英雄为了展示、为了证明、为了炫耀、为了演义将体育竞技当成艺术的舞台。此时体育运动的思想就是：体育竞技装扮着英雄，勇敢是为了表达自信，力量是为了展示权力，智慧是为了赢得胜利，竞技成为了一种对抗、比试和争斗的代名词。参与竞技者都是英雄，都是具有良好道德、品行的公民，都是不怕困难的奋斗者，都是具有智慧的希腊人。在古希腊。这种在历史语境中与体育运动结合的民族精神。是实践积累后的思想总结，这种过程续写着体育运动与人类的历史情感，是体育运动哲学思想的历史升华。在古希腊荷马诗篇中蕴藏着需要寻找的体育哲学线索。
5、主观的艺术――自然装饰中体育运动的表达
艺术具有强大的复制能力，人类的所有文明形式都可以透过艺术作品来表达着文明的思想。体育运动缺乏的就是这种能力，于是艺术极力的表现着体育，因为在古希腊的世界里他们是孪生兄弟，并且到现在社会艺术与体育还是亲密无间。主观的艺术就是希腊的精神，从
希腊精神中首先渗透的自然味道开始了文明进程。“希腊‘精神’等
于雕塑艺术家，把石头作成了一种艺术作品。……在希腊的‘美’之
中，‘感官的东西’只是一个标记、一种表示、一层封皮，‘精神’
从那里边表现出自己。”从艺术作品中渗透出来的希腊精神是永恒的
意识，是希腊人找到思想自由的寄托，这种艺术作品是思想的结晶，
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为满意的心灵对话。当你凝望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的心灵是纯净的、思想是自由的、意识是恬静的、灵魂是超然的，
所有的荣誉和胜利、失败与羞辱在它的面前都成为了神圣的崇拜。
“就是这样构成了希腊性格的中心的美的个性。
美的个性首先是用自然来装饰的，然后才是上升为心灵的敬仰。
“人类有了种种需要，对于外界的‘自然’，结着一种实用的关系，
为着要靠自然来满足自己，便使用工具来琢磨自然。……希腊人特别
珍视这些发明；因为在荷马诗中，人类对于这些发明的欣赏特别惹人
注意。”“人类又用‘自然’来作装饰，把它仅仅当做财富和人类自
己制造的东西的一种标帜。具有这样的作用的装饰在荷马时代的希腊
人里面已经十分发达。”在这里两次都提到了“荷马”，可以看出古
希腊人对于以自然为装饰物的重视，这种装饰都直接作用在人的身体
上，将身体当作自然来加工和改造。装饰的本性是要美化以身体为代
表的自然物，美的炫耀、比试和竞争开始了，体育运动的竞技本质就
这样孕生在古希腊人身体美中。“在希腊人中间，各个人便有这种无
限的冲动，要表现自己，并且要在表现巾找着快乐。”感官的美如此
重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身体发泄变成了一种虚荣心，满足荣誉
成为了享受和娱乐的需要。于是“希腊艺术的主观的开始――在那里
边人类修饰他的身体，在自由美丽的动作、有力量的伶俐中，作成一
件艺术作品。”艺术将身体运动的形象复制在大理石中间，体育运动
找到了可以流传的方式。
将自己身体装饰成一件艺术品，这是得到不朽和永生的一种方式。
人类总是希望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于是优美的线条、健硕的
肌肉、结实的体格和油亮的皮肤成为一种虚荣
的需要。
“希腊人首先锻炼他们自己的身材为美丽的形态，然后把它表现在大
理石和绘画中间。那种无害的竞技比赛，每个人表演他的力量，是极
古的事情。古希腊人将自然装饰的注意力转移到身体形态上，而不是像其他民族装饰着身体的附着物(饰品、衣服、头发和皮靴等)，这种虚荣和满足是一种本性的流露。是最实在的、单纯的需要。体育运动成为了这种身体装饰的唯一选择，于是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流传和发展成为了正当的理由。在古希腊，这种美的形态和竞技比赛，是古老的流传，人们已经说不上是从什么开始有这种追求的，是先有美的需求还是先有体育运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对于生命本质运动的追求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在古希腊找到了对于体育运动最真切的表达。“艺术与体育的结盟在古希腊留下了很多的证据，希腊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征服自然、力量、美和思想世界的修饰，成为一种生活的标志，留下古希腊的味道。”在这里实在佩服黑格尔先生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短的“主观的艺术作品”中就切实的表达出了古希腊人与体育运动、艺术之间的关系，通过虚荣的身体自然装饰将这种体育运动“精神”流露，体育运动的历史哲学片段印记下了思想的线索。艺术成为了主观的意愿，体育运动成为主观的动机，自然装饰成为了主观的本性需求。古希腊民族精神透过美的形态，将白然装饰着身体充实的美，体育运动成为这种美的形式，并将这种美的身体运动的形象穿越千年的历史时光，让我们感受到当时那些文明的历史思想。体育运动成为古希腊民族这种历史思想的哲学表达。
6、彷徨的游戏――欢乐游艺中体育运动的追求
梅耶曾说：“游戏乃人天生的本能。”游戏是人类最愿意做的事情，那是心情自如、放松、嬉戏的时刻，是天性放肆、解脱、自由的回归，是在玩耍中找回童真的机会。“阿喀琉斯为庆祝帕特罗克洛斯而主办的游戏，荷马曾经有过一种高贵的描写。”而在这里黑格尔先生将体育竞技等同于游戏，并且又将“荷马”搬来作为文字的证明。这种游戏需要有高贵的描写，只有“高贵”才能配上体育运动的称谓。“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对近似于体育运动的游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投身于体育运动，也就是为生存而斗争、狩猎，重新找回受人类基本需求约束的、真实的、动物的身子骨儿。”体育运动的游戏倾向是从
远古时代开始，是人类天性回归中的一次主动寻觅，在历史情境中胶结着这种联系，游戏的人与体育的人是一样的真实。德国著名诗人、美学家席勒说：“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完全是人。在这里游戏是真正的人，参与体育运动中的人也是真正的人，在人的本质回归中游戏和体育的价值是等同的。
在古希腊，他们将竞技运动和游戏等同起来，组成了“竟戏”的概念――竞技的游戏。这时你很难分辨哪是体育运动，哪是游戏活动，它们交织在一起，勾画着希腊精神的自由。“希腊的竞戏有一种极优美的性质，我们可以明白希腊的游戏充满了想象的空气。竞戏是优美的图画，因为古希腊人用自然装扮、用艺术雕琢、用思想神话，这时的体育运动变成了想象的游戏，空气中弥漫着享受的味道。就连诗人“荷马”也忘不了再三提起这些游戏，优美的想象变成了竞技者运动的身影。“荷马诗中的游艺，不外角力，斗拳、奔跑、骑马、赛车、掷铁饼、掷标枪和拉弓箭。这些练习又和跳舞、唱歌相连，表现了社会欢乐的享受，而这些艺术也同样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在古希腊，这些体育竞技与游戏、跳舞、诗歌混杂在一起，你一点也看不到杂乱的迹象，反而成为和谐的诗情画意，表达着古希腊人独特的思维想象。赫斐斯塔斯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绘出的画景中，有美貌的青年男女，用‘训练有素的脚步’飞奔而前，就像陶器匠转动他的车轮一样。”奔跑成为艺术的形象，并成为英雄荣誉盾牌上的标志，也只有古希腊人才能有这种丰富的想象力。体育运动这种天性的游戏展现在古希腊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游戏是一种本能的活动，我们知道动物也会玩耍与嬉戏，自然，人更具有游戏的天赋，他们将游戏的身体，运动的形象赋予体育运动以神圣的使命，游戏与体育在古希腊得到统一。游戏本身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它是本能，人有展示本能的欲望，有表达本能的权力，游戏只是为了身体的需要。但在古希腊，人们在游戏中加入了体育元素，这种融合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需要，并上升为民族意识的需要，体现着民族精神的自由。代表游戏的体育运动，从个人生活逐渐上升为国家意志，个人的游戏成为国家的游戏。“这些游戏和艺术以及连带产生的欢乐和荣誉，最初只是少数私人的事情，遇到特别的机会才
举办，但是随后它们变做了一件国家大事情，经常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点举行。当体育运动带有荣誉的需求时，它便成了英雄和国家的事情了，游戏不再是本能的发泄，不再是单纯的欢乐，而成为政治权力角逐中的搏弈。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育运动是民族精神的一次转变，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体育运动能从游戏中部分脱离出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与哲学，并在古希腊的历史中记录下这些具有原始游戏特点的身体运动。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它与游戏之间的情感是彷徨的，是不知所措的两可游离的心态。如果把体育运动直接当成游戏，那千百年来的历史努力和折磨就白费了，体育运动是跳出原始游戏局限的身体运动。对于游戏的这种不舍，只有在彷徨中才能见体育运动的真实情感。对于人类天性回归的努力是一种历史责任。黑格尔先生将“体育运动”理解为“游戏”。是一种“正经”中的“不正经”的解释，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他对体育运动的“正经”解释。
7、结语――正经本意中体育运动的解读
“正经”的解释首先是以“不正经”开始的。黑格尔先生将“体育运动”当作“游戏”，他认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人类对于现实生活的一次游戏过程，是逃避、是进取、是彷徨，都是体育运动在历史哲学中的答案。这些答案共同构成了体育运动游戏心态的转变，并努力达到与自然磨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就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务、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么拯救事情；既然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争战的需要。正经的事务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一个反意的对比，“游戏”不具备劳动、防卫和争战的需要，体育运动中的角力、赛跑和竞争没有拯救功能，它们属于“不正经”的事务。难道事实是如此吗?《历史哲学》中给了我们答案。“但是和这一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着更高等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被当作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黑格尔先
生笔锋一转，“不正经”的事务变成了高等的“正经”，这才是正经
的本意所在。在体育竞技中，“自然”成为人类的伙伴共同改造着古
希腊人的“民族精神”，从“民族精神”中显示的“自由”意识，又
让人类的身体变成为通达“精神”
的工具，体育运动成
为一种高等的“正经”。在历史哲学中必须完成对于人类行为的心灵
解释，这种解释就是“精神”，并表达“精神”所指示的“自由”，
体育运动就是这种“精神”通向“自由”的手段。
当我们在探寻古希腊体育运动时，确实有很多未解的秘密，二千
多年前那些运动的身影，让现在的我们很难理解。但是“在拟想它们
的时候，感觉到他们自己是镇静的，不但享有自由，而且具有他的自
由意识；所以‘人类’的荣誉是被埋没在对于‘神圣的东西’的崇拜
里了。”反观那些体育运动，“它们实在不是单纯的人工作品，而是
‘永恒的真理’――‘精神’内在的和为自己的权利；而且它们不是
人类所创造的那样创造。”在古希腊，体育运动这种“神圣的崇拜”
蕴涵着“永恒的真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驻足留念的历史片
段，它留下了很多“不知道”的答案。体育历史哲学的答案是从“不
知道”开始的，当我们重复的寻找这些“不知道”，也许离我们真正
“知道”答案也就不远了，“知道”线索往往蕴藏在许多“不知道”
之中，探索“不知道”也就是“知道”的开始。
历史总是让人无法琢磨，在历史的镜像面前，体育运动总是那样
让人着迷。“体育的过程是人们愉悦身心，提升境界的积极过程，没
有人的主动热情的参与，就没有体育、或者说无法达到体育的真正目
的。”体育运动正是在调动人们对于身体运动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必
须的身体体验，是回归生命本质生活的唯一途径。李力研谈到：“当
希腊人开始出现自己的游艺活动时，这游艺便几乎全是体育内容，没
有一点鬼鬼神神的东西。……我无意为希腊高唱赞歌，但在解读人类
体育的诞生问题上，则无法轻视希腊人的特殊性。”李力研先生无意
中对体育运动的高声赞歌，正是敲醒混沌沉睡中身体本能的一次有力
声响，希望这个声响再大些，来得再猛烈些!
解读体育运动，必须首先给人们的思想“解毒”，寻找历史哲学
线索是一个必要过程。黑格尔先生在《历史哲学》中留下的思想财富。
我还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深意，希望这次的思想过程是厘清体育运动哲学线索的一次开始。请永远记住，体育运动是人类可以依靠的唯一真实的生命存在的保护，它蕴藏着太多的思想、哲学、精神、观念、思考和理想，但都被人类无情的遗忘在历史的阴暗角落，找回这些失去是我们的责任。希望历史的思想、历史的哲学、历史的思考和历史的脚步，在古希腊停留。以便我们寻找那些远去的辉煌文明，体育运动的哲学线索就在其中，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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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四：《历史哲学》
简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一个政府公务员家庭。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1793年毕业后，先后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当了七年的家庭教师。1800年到耶拿，与谢林共同创办《哲学评论》杂志。次年成为耶拿大学编外讲师，四年之后成为副教授。1807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1808至1816年，他在纽伦堡当了八年的中学校长。在此期间完成了《逻辑学》。1816年，他被聘为海德堡大学教授。1817年，出版《哲学全书》，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1818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教授，1821年出版《法哲学原理》。1829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和政府代表，1831年死于霍乱。他在柏林大学的讲稿死后被整理为《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
《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和中心，是一部有着最深刻影响的著作。黑格尔始终将思想与历史视为同一个过程，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历史地理解。离开历史的语境，黑格尔哲学及其意义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历史哲学》是黑格尔1822年在柏林大学时做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黑格尔是一位有“巨大历史感”的思想家，赞扬“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德国哲学家勒维特说过，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基本上是用历史术语思考出来的，在他之前没有别的哲学这么做。在黑格尔之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像黑格尔那样，试图全面把握历史的性质。正是黑格尔，第一个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但黑格尔并不是要写历史，而是要写历史的哲学。尽管他甚至被人指责为“历史实证主义”，但他决不是要实证地描述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是要提供一个全面理解人类历史的构架。
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坚持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然只有周而复始的循环，那里不会有新事物出现，“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历史就不同了，它不断有新东西出现，这种新东西是由精神创造的。或许，黑格尔这个思想是在
康德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区别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然世界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而人的世界遵循的是自由规律。
第二，一切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对黑格尔来说，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而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精神的特性是它依靠自我而存在，因而它是自由的，它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达到自我意识。精神可以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历史的过程就是精神的展开过程：“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
第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理性。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的精神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存在着热情、意志和欲望等“主观方面”。这些主观方面都是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前面所述各个人和各民族的种种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种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在历史中，各个民族或者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目的而相互斗争，并由此受到损失，而理性的普遍东西却不会受到损失。理性就是通过热情、利益等主观的方面作为手段而达到自身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第四，历史都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而精神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在这里，历史的转换就是逻辑的转换被置于一个时间的标尺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关系在时间上的展示。因此，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时间序列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决定论思想也被称为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决定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通过否定之否定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
第五，历史的进程在理性国家中达到终结状态。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化现代国家，特别是当时的德国。柯林伍德却为他辩护，认为历史研究只研究历史，而不研究未来，未来对于黑格尔来说，是一本永远没
有打开的书，因此，历史必须在现在结束。但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达到历史终结状态的国家不是德意志王国，而是这样的国家：“‘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统一。《精神现象学》中关于“精神”部分所描述的就是社会历史。“在‘精神’阶段里，意识则进一步表现为普遍意识，表现为社会。主体与客体、个体性与普遍性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实际上，在“精神”这一部分，黑格尔所讲的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社会历史中如何实现个人和社会统一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面总结,它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从方法论上确立了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地位。
世界历史是精神、理性的自我展开，那么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就是精神。理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其担当者是一个个具体的民族和国家。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四个王国，即东方王国、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日耳曼王国。这四个阶段是精神“以求绝对知道自己，从而使它的自我意识从自然直接性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达到自己本身”的运动过程。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诸阶段形象地比喻为人生，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幼年、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世界是历史的“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是历史的“老年时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明确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他指出,哲学的世界历史不是历史学意义的世界历史,先从世界历史做出一些普遍的观察,再从世界历史的内容举例来证明,而是世界历史本身。世界历史本身不是现象的东西,而是实质的东西。黑格尔为了进一步明确哲学的世界历史,他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原始的历史是史学家所经历的那个时期,其特征是简单地直观,史家只是简单地把外在的现象移到精神观念的领域,其间历史的民族精神尚未觉醒。反省的历史又包括普遍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评的历史与概念的
篇十五：《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客观存在的世界在否定历年世界的基础上的诞生，而又经过自身的否定回归到绝对精神，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关于民族国家问题，黑格尔认为，个人是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个人需要服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黑格尔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他的关于东方人、希腊罗马入和日耳曼人的差异就是最著名的观点。关于世界历史，出于其整体哲学观的需求和康德普遍史观念的影响，黑格尔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均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其世界主义观念，即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可能在民族利益面前承认而流血的过程。这一观点，事实上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所谓的自由民主事实侵略扩张提供了依据。观察历史的方法有三种：（一）原始的历史关于第一种历史，只要举出一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便可以给人一个确定的典型。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其他同样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简单地把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移到了精神观念的领域里去，这样外在的现象便演成了内在的观念。诗人以同样的方式，运用他感觉中的资料造成他的观念。当然，这些原始的历史学家也利用别人的报告和叙述，因为一个人决不能耳闻目见一切的事情。不过他们只把这些资料当作是一种组合的元素，这和诗人受赐于已经成立的语言文字的遗产，又是同样的情形。历史著作家把飘忽的片段联系在一起，然后把它们藏在泥摩息尼神庙之中，使它们不朽。各种稗史、民歌、传说都不能列在这种原始的历史里面。这些稗史、民歌、传说所表现的历史的意识还在朦胧的状态，所以它们属于观念朦胧的民族。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民族，是已经知道他们是什么，和他们在做什么的民族。当真看见的和可以当真看见的现实，是有坚实的基础的，而产生这些稗史和诗歌的那个飘忽模糊的成分，它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等到各民族的个性发达成熟，这些稗史和诗歌在历史上的权威就不能存在了。（二）反省的历史第二种历史可称为反省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在这第二类历史之中，可以分出各种显然不同的门类。不同的门类。
(一)研究历史的人大都目的在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史——简单的说来，就是对于我们所谓普遍的历史，考察它的梗概。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因此，那位作家在叙述各种行动和事变的意义和动机时，他所依据的若干原则，以及决定他的叙事方式的若干原则，是特别重要的。这种反省的治史方法，及其连带的聪明的表现，在我们德国人中间，真是种类万殊。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别出心裁，有他自己的特别的方法。一般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知道，必须怎样写历史，他们比较上多半站在普遍的或者民族文化的立场。年同服尔细人作战。”
(二)第二类的“反省的历史”可以称为实验的历史。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这是精神自己活动后产生的，作为它自己劳苦的报酬。历史上的事变各各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所以实验的反省，它们的本质虽然是非常抽象的，但是它们属于“现在”是确确实实的。它们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这些反省是不是真有兴趣、真有生气，当然全看著史的人自己的精神如何。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
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学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
(三)第三类的“反省的历史”是批评的历史。它有在这里申述的必要，因为它正是德国如今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的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三）哲学的历史第三种历史——哲学的历史。前述的两种历史是无须解释的，它们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最后一种则并非如此，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但是只凭这层理由，就说历史必须和思想发生联系，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就历史来说，“思想”似乎隶属于已存的事物——实际的事物，并且以这种事实为它的基础和指南针。同时哲学的范围却是若干自生的观念，和实际的存在是无关的。抱了这样的思想来治理历史，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不许它保存本来的面目，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就如像一般人所说，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然而历史的职责，既然不外乎把现在和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变和行动收入它的记载之中，并力恰好相反。对于这一个矛盾，和因此而加在哲学思辨的指摘，我们将加以解释，加以驳斥。至于通常所提到的治史的目的、兴趣和处理方式，以及历史同哲学的关系所发生的不可胜数的特殊误解，有的是陈腐的，有的是新起的，我们可不能一一予以纠正了。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利。它自己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所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他活动的对象。
篇十六：《历史哲学》
98987哲学其它论文历史哲学中的批判哲学
一、“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提出
在很多语言中，“历史”（History）都有着两种含义，在《历史哲学――导论》里，沃尔什首先明确了“历史”一词的这种双重意义：即它可以指（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也可以指（2）我们现在用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前者的研究涉及到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后者则关注历史思维的过程，这种词义的模糊性，给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领域。”沃尔什由此正式将历史哲学做了系统而明确的区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前者所研究的是历史事件过程本身，而后者研究人们对于历史的思维过程。
二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势头日盛，逐步占据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势力范围，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显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持批评意见的学者认为“思辨的历史哲
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分界过于绝对。但事实上，这并非沃尔什提出这一划分的本意。
二、把“纯粹理性批判”引入历史哲学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都采用了康德哲学的思路。比如在讨论关于历史学的解释时，沃尔什提出的历史的知识是“综合”的知识，即历史知识的产生是在“适当的概念”下，通过历史学家的“综合”，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成一个连贯的有意义可循的整体。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综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康德认为构成知识的起点不是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所强调的概念，而是判断。形成判断就是综合的过程，所以康德对一切对象的先天知识，都经过了纯粹直观杂多的给予，经过想象力的综合，再由知性范畴给综合提供知识所必要的统一性，才形成知识。而沃尔什很明显是借用了这种构成观点来处理历史知识的形成过程的。特殊的历史事件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历史学仅停留在编年史的阶段，那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毫无关联性的流水账，这就像是被感性直观接受处理的经验杂多一样，本身不构成知识，必须依靠知性的综合才能形成知识，这个过程在历史学研究里就是历史学家对编年史的处理，使之具有可理解性和统一性。
通过综合，历史学家对历史形成了知识，而这样的知识所对应的对象也有着明确的限制。沃尔什强调历史学家在适当的观念综合各种事件而在历史中找到可理解性时，这种可理解性并不来自于历史中根本的最终原动力，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判断。换句话说，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所谓历史本身而只是历史学家通过综合，自己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就像康德认为人类只能对处于时空中的对象获得知识一样，历史学家也只能对那些他们所可以提供论证的“历史素材”给出历史知识。
不管是唯心主义的直觉的观点还是兰克史学的观点，都是将历史素材的获得简单的等同于一种直接的接受。但事实上，虽然历史素材似乎是直接给予我们的，但是其实那都是历史学家的先验因素参与的结果。对于唯心主义的直觉，沃尔什的批驳基于对过去历史人物思想的重建是一种依靠了历史学家所设定的普遍性原则的运作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是概念的推理在其作用，而不是什么直觉。对于兰克史学，让史料自身呈现出其意义，沃尔什同样是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证据，而真正具有史料意义的，除了给予我们的史料，还必须包括历史学家现在的观念对史料证据性的判断。康德认为，感性虽然是被动的，它的对象是被给予的，但在经验形成的过程中，已经有知性主动的参与了。沃尔什可以说是把这一观点，用于处理的历史
学中的“先验”和“经验”问题，即普遍性原则和历史素材。
康德的批判哲学不但要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还要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为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扫清障碍，奠定基础，而不是像近代分析哲学那样要拒斥形而上学。
与此相应的，沃尔什虽然提出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知识论）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学的形而上学），但是他并不是如后来的分析历史哲学家们那样，是要彻底的排除历史学中的形而上学。作为一个受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影响的现代哲学家，沃尔什也认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应该定性为“完全错误的思路”，是“企图从外部来领会历史”，“对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是不可能有任何号召力的”。但是，沃尔什也像英国唯心主义或观念论者一样，强调在历史学研究中形而上学的不可或缺性。“这种类型的哲学思维究竟有没有任何前途，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形而上学与“任何一个人对于历史所采取的航程做出一种站得住脚的道德辩护”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发展有着一种范导作用，这一点从19世纪历史学的空前发展中可以获得支持。任何历史解释都是建立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信念之上的，而历史学家
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最后还强调“只要‘恶’被看作构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总是会出现的”。
这说明沃尔什对历史哲学的分析是一种全面的分析，从人们对历史的本体论的要求来说，他是肯定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性的，他所反对的是这种形而上学对历史学的知识来源的误导。沃尔什提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是为了说明历史学知识的“可能性、使用原则和界限”，以使历史学的知识能够找到自己建立的正确基础。
所以，沃尔什并不是要把这两种历史哲学截然分开，固定或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它们放置在各自应该适用的位置上，避免它们对对方势力范围的非法侵占。
三、沃尔什历史哲学的意义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康德的批判哲学，但这种借鉴是否就代表了批判哲学在历史哲学中的贯彻呢？分析的历史哲学可以说产生于对齐美尔提出的那个康德式问题：“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回答。我们看到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史一个承上启下的哲学家，对于后代的哲学家都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康德对于历史的处理，更多的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展开的，而
不是把历史作为历史学这样一门知识学科来进行处理，虽然康德从他前瞻性和对理论的卓越洞见，在其历史哲学中表现出许多从后来分析的历史哲学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观点，但是康德并没有像《纯粹理性批判》中那样，首先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去直接去讨论历史的本质，所以造成了是否存在“第四批判”的长期争论。何兆武先生认为存在“第四批判”，但他认为康德把人文科学的认识理解为一种先验道德力量的驱使，从而可以不通过批判而直接使我们直接的“明心见性到”。（1）
从沃尔什的评述中，我们发现康德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康德用合目的性和和规律性来处理历史问题，虽然有其有启发性的一面，但这样也就混淆了历史与历史学这两个不同的东西。作为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现实对象的哲学思考，它刺激了其后思辨历史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也引起了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分裂和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哲学的厌弃，这种局面恐怕也非康德本人所乐见。人们毕竟期望历史学是一门知识体系，既然是知识，那么它就应当与广义上知识有着基本的一致，如果康德要为一切知识寻找形而上学的基础，并且要严格限制它们适用的有效范围，那么他也不应将历史学排除在这个努力之外。
在这之后，也有很多哲学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狄尔泰，他试图通过建立“历史理性批判”完成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目的是要将理性建立在历史的根基上，以此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但是正如沃尔什所说，狄尔泰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虽然对后来的历史哲学家们有重要的启发，而且他也提出了历史知识的基础问题，但狄尔泰提出的对历史的内在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性的，它必然会带来对历史的外部理解，克罗齐论述阐明了这一点。这样的话仍然可能因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混淆而导致这种尝试的最终失败。
而沃尔什提出分析的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划分方式，它也是一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框架。这种框架为我们明确：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需要历史哲学上的限制。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建立在一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基础上，从科学性的角度讲，它对历史知识的产生有着范导作用，并且它还承担着人们对历史所要求的伦理学意义。但是这样的一种思辨性研究，不能成为历史学科学性的坚实基础。所以，一种建立在对历史学家本身的思考、研究方式、历史知识的形成、性质、有效性的思考，才是历史学所要求的哲学基础。沃尔什的划分廓清了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为历史学寻找到了自身科学性的哲学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沃尔什提出了思
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划分理论，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回答了“历史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使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要求在历史哲学中真正得到了贯彻。
对历史任何一种单一的处理方法而不加以限制，或者导致我们对历史的实践性要求直接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致使历史知识与政治宣传混淆在一起；或者一种来自于历史决定论的设计，将让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种人类的历史主体性完全被剥夺的困境。
沃尔什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在历史哲学领域的继续和发展，正是这样一种继承，在有关历史的哲学思考中划出了一个知识的范围。让我们可以确定历史知识在这个极其有限，但却确实存在的范围内是可能的，而伦理学的要求可以在这里保持起码的克制，虽然这种克制相较在自然科学中的克制要微弱许多。它使得当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时，不会被主观的目的性完全吞噬，也给人类保留下了作为历史主体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