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工作9篇抗战文化工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 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抗战文化工作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抗战文化工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
摘
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
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总之，新桂系支持文化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建立，参与大型进步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把战时的桂林变成了一个暂时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比较稳定的避难地。全国抗战开展后，沦陷区大批的文化人先后来到桂林。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9月，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达千人以上，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闻工作者，有科学家教授和学者;文学艺术方面，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这是桂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这些文化人士流亡到桂林后，即与活跃在桂林的广西进步文化人士汇聚在一起，家仇国恨驱使他们以笔当枪，把歌声当号角，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工厂，深入敌后，走上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鼓与呼，给广西官兵和民众送去精神食粮。他们的创造和实践活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充满了活力，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
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各阶级和政治情况，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地方实力派，党中央早在抗战前夕就已同新桂系当局保持着联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多次接触新桂系首脑，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中共对新桂系采取谦诚的态度，注重他们的利益，真心实意支持广西团结抗战，新桂系接受了中共关于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桂林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最为关键的原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后，即对新桂系当局和桂系民主派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到桂林对统战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同时，党组织还有意识地从武汉、广州撤退了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的骨干来桂林。以郭沫若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自武汉撤退往重庆，路过桂林的时候，也留下一部分党的文化方面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第三科（宣传科）。除了公开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之外，在文化人中还有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桂林出现的众多的文化团体和报刊中，多数为他们所掌握。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战斗在桂林的党组织始终将抵桂的进步文化人士视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栋梁，关心、信任、依靠并保护他们。香港沦陷后，党组织对困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实行了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妥善安置在桂林。
由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桂林争取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振奋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按照中共的有关指示，他们坚持文化工作为抗战服务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军队，深入群众，创作、演出许多反映抗战、歌颂抗战的作品。即便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许多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但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南方局专门派了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与桂林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其后，在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7]。
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影响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代表着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桂林和广西，对中国抗战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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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桂林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的全面跃进，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各方面全方位发展，成绩斐然，对于地处西南边疆的桂林来说，是得到了地区开化和人民教育程度提高的绝好机会。桂林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尝试，是桂林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国际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由此全面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由内向型旧传统文化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文化，尽管时间不长，但己将桂林人的文化意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它深深地影响着桂林的文化气氛，使得桂林最终能够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二）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广大文化战士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国统区开辟的一个抗日战场，在抗日救亡这一强大历史主题下，文化各门类的主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服务。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及中共广西、桂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一致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为使命，他们和广西本地的进步文化力量汇聚在一起，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进工厂，进行演讲，举办画展，从事文化创作，利用演讲、传单、标语、墙报、画刊、戏剧、歌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战文化宣传。
桂林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桂林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抗日的精神粮食。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新闻报刊，都是投向民族敌人的枪弹。它有力地唤醒了国统区的人民，激发了他们抗战热情，大大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鼓舞了前方的抗日将士，坚定了胜利的信念。后方前方紧密配合，共同对敌，推动着抗战的胜利发展。
桂林抗战文化以进步力量为主导，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它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谱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共同参与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缔造，国际组织、团体如英国使馆新闻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等纷纷在桂林建立或由外地迁来桂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频繁，通过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不仅将国际反法西斯情况和外国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抗战文化介绍给了世界[4]，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斗志，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互相声援、互相促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对当代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桂林已成为国统区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产生了大量的作品。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这些人流向前方后方，这些作品深入人们心中，生根开花，潜移默化，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为夺取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它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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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关键是有适合文化发展的土壤和一定数量的文化人才，加快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可能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产生的许多作品说明，只有和民族、时代、人民生活的脉搏相一致，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应当向当年的文化人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满腔的热忱和负责任的态度，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于当时的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超越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也超越了原有的文化积累，这里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召唤，有当局开明态度及其对文化的资助，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进步文化人不惧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战争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成就了文化运动，而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龙谦，胡庆嘉.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2]魏华龄，丘振声.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四）[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魏华龄，刘寿保.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46[4]林焕平，序二，刘寿保.桂林文化大事记[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2[5]魏华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J].学术论坛，1982（2）：108-110.[6]李
江.文化视阈中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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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抗战文化工作
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既涵盖抗战遗址、遗迹，抗战文物，抗战纪念设施等物质资源，又涵盖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国际友好与合作、抗战人物英雄事迹等精神资源。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散落在市各个城区及郊野，共同构筑了这座城市的抗战文化基因，它们本质上都见证了作为历史名城的文化软实力。在整个抗战时期，所沉淀下来的各种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现存的共有86处。就总体布局而言，这些类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市区及郊外，呈条带状沿长江两岸分布，并逐步向长江两侧的陆腹地辐射，有的比较集中，有的相对分散；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均有分布。在总共86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中，武昌26处，汉口41处，汉阳3处，远郊城区16处。按照资源的原有属性、用途及现存价值划分，这些资源大致可划分为：会议、机构旧址类，名人故居类，纪念设施类，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类，战斗战役遗址类以及其它类型。资源种类和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图1中会议、机构旧址类和纪念设施类历史文化资源占到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57%，构成了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主体。这其中既包含国共两党所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们是国共再次合作、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也包含日军侵略时所留下的侵略痕迹，它们
是国人铭记民族耻辱、发奋图强的物质载体。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类和战斗战役遗址类占到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10%。而名人故居类和其它类占到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33%，它们丰富和拓展了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呈现形态。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与扩，再加上许多遗址遗迹属于泥砖建筑，有着不易保存、保护的特点，许多资源损毁严重甚至灭失。目前市仅有34%的历史文化资源分别得到国家级、省级、市级及县区级的保护，仍有66%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通过申报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等级，既可以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又可以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从而更好地保护既有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通过调研和统计分析，当前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情况如图2所示。在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中，有22%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存良好并充分利用，如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舰博物馆、大智门车站旧址等，已经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有45%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存较好、但未被充分利用，其资源本身的红色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史沫特莱旧居、王家河抗日惨案公墓等。有9%的历史文化资源保存利用情况较差，如中共保福祠支部委员会旧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旧址、法国领事馆旧址等。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虽然也得到了某种程
度的保护，但是其保护措施不到位，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而有可能逐渐走向消失。有24%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亟待保护或已灭失，如战时书报供应所旧址，董必武旧居，日军侵华罪证、汉口积庆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等。值得注意的是，战斗战役遗址、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等历史文化资源由于其自身载体的功能原因，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
资源分散且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
从资源分布上来看，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区域广且非常分散，呈点状遍布于三镇。不仅在距市区较远的黄陂、新洲等地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存在，而且即便是分布在市区的资源，也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市区较为偏僻的地方或者隐蔽在某个角落。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其认知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难度。而且，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然或人为的损坏。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有70年，这些资源不仅历经了曾经的战火侵袭和不同时期人为破坏，而且自然损坏也较为严重。有的抗战资源在城区改建、扩建和城市发展中遭到破坏甚至灭失。如为给三环线工程让路，岱家山抗战碉堡群已经成为一堆瓦砾。也有些资源因成为民用住宅而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和利用，如汉口六渡桥附近的董必武故居。
缺乏对资源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和规划
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依托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切实可行的规划。迄今为止，市还没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保护和利用专题规划，这不仅是一个遗憾，也是导致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市并未建立系统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缺乏科学有效的资源监控体系，文物、旅游、民政及其属地部门、相关民间文物保护组织缺乏信息沟通，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处于被动地位。由于缺乏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总体规划，很多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就连基本的保护也难以实施。大批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在自然或人为的因素影响下逐渐遭到破坏甚至灭失。
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宣传教育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查阅，我们发现与抗战及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地方性的宣传教材缺乏。宣传教材是学校教育教材的有益补充，由于其所涉及的知识是本土的历史，直观性较强，因而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目前，与抗战及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中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抗战史料》以及市社科院、省社科院等单位学者编纂的10卷本的《通史》等。但是，这些著作专业性较强，理论深度较高，通俗性、趣味性不足，很难在中小学生及广大市民中推广。现有的保护利用文化资源宣传、展示形式和容较为单一，感
染力、体验性不强。大多数文化资源采取了一些文物展或者文字加图片的静态宣传，展示方式单调、僵硬。旅游者在游览这类景区(点)时均以参观为主，缺少参与性的互动，难以取得好的宣传、展示效果。一些为了眼前的便利和利益而随意拆除或破坏文化资源，或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毁坏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
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资金投入问题
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缺乏足够的文保经费的难题。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经费来源渠道狭窄，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民间资本投入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未形成规模，也缺少吸引民间资本积极投入保护和利用机制。而仅靠政府有限的保护和利用经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作处于被动的状态。市文物维修专项经费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随着被确认和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逐年增加，有限的资金难以对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有效的维护。就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来说，由于维修资金的不足，文物残破、毁坏但却无力维修的现象比较严重。例如《新华日报》社大陆里旧址，1983年就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今却仍居住着多户居民，其建筑年久失修，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们认为，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2]的文物工作方针，并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为城市文化的提升作贡献。
建立抗战纪念馆，加强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针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分布不集中且存在不同程度损坏的问题，可以采取“整体呈现”的方式，修建一座综合性的抗战纪念馆。通过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集中展示、复制、还原等途径，将伟大的抗日斗争史真实、全面地展现和纪念。抗战纪念馆的兴建是迫切和必要的，需要提上日程。我们建议，可以采取建设实体性抗战纪念馆和网上抗战纪念馆两种形式。其中，实体性纪念馆可以根据文化资源特点，将八年抗战期间，分散在各个地区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采取缩小复制、还原展示、文献资料呈现等形式，综合利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分不同的展厅列出来。要在展厅集中展出抗战图书、抗战文化资源分布的介绍、导游地图册等，方便有兴趣的参观者到原始资源点进行考察、参观。对于网上抗战纪念馆，可以与实体性纪念馆相结合，通过3D虚拟展馆，综合各种多媒体手段，设置人工智能导游，建立一座集便捷性、综合性、体验性为一体的网上抗战纪念馆。网上抗战纪念馆可以用于学校教学、社区集体展播等，以更好地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
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和利用规划
全面调研，整合资源，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是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得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的前提。鉴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有必要在全市围进行一次比较权威的、全面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题普查，摸清抗战文化资源的实况，包括资源的总体数量、分布情况和保护利用的基本状况，进一步梳理总结各地保护利用的做法和经验。应该由市政府立项，由文物档案部门、方志部门、党史研究部门等单位在原有基础上再做专项调查。另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抗战资源的申报和公布，尽早将未纳入的、有价值的抗战资源纳入保护畴，使其免遭破坏。文物部门在做好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要逐步提升其保护级别。相关部门也要丰富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积极借鉴各地保护和利用经验，创新保护和利用方式。
普及宣传与教育，强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识
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有利于增强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人民群众对资源的保护意识，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对于中小学生的教育，教育部门、各学校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计划地组织在校学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要编写宣传教材、开展以本土资源为容的特色教学，在教学中适当穿插地方抗战史的容。如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纪念活动、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参观抗战纪念馆、与资源景点联系培养红色小导游等；对于
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真正落实起来。例如可以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宣传抗战历史和红色历史。也可以利用党支部活动平台，定期组织党员参观抗战文化资源，分享感触。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1938》、《喋血侏儒山》、《解放大》等电视文献专题片、抗战历史剧等，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感染力。要努力丰富宣传、教育的形式。相关管理部门或文化资源点可以通过编写宣传册，真实展现抗战历史、惊险的战斗场景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等，提高民众对于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认知和主动探寻的兴趣。可充分利用媒体和网络等传播资源，采用声、光、电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增强抗战资源的生动性和可参与性，提高对于游客的感染力。对于抗战资源的宣传工作必须贴近人民生活，增强即视感，保持长期性，而不仅仅是注重于单纯的周年纪念热。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抗战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经费投入，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市各级政府必须在资金投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鉴于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应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五纳入”[3]精神，将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经费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拨出专款并确定经费基数和增长比例，从而保证市、区两级财政都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政府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经费切实到位和专款专用；各抗战资源单位应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严格进行预算和决算，严格管理各项经费，并接受文物主管部门的财务监督、财务审计；针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基础设施，譬如交通、餐饮、住宿等其它必备的基础的配套设施，也要进行一定投资和建设。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光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多渠道筹措资金，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资金投入机制。例如可以整合旅游部门、旅游公司等相关单位、企业的资金，动员社会各界捐赠，亦可采取逐级申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方式来争取专项资金等等来参与保护和开发。抗日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分散的抗战资源予以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当今政府与社会各界亟待思考的问题。正如历史学者周天游指出“，包括抗战遗址等在的大量抗战实物是珍贵的历史符号，在进行历史教育、增强公民的历史意识方面，因其经常化、具体化而能起到更大的效用。”[4]对中华民族来说，所有的抗战遗址、遗迹都是抗战历史的深刻体现，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
作者:文道贵
美蓉
邓军
单位:，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1]彩木《:弘扬抗战精神谱写时代崭新篇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家真、廖茹：《我国古籍、纸质文物与档案保护比较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第4期。
[3]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4]《我们怎样纪念抗战》，《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8月15日。
篇三：抗战文化工作
抗战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艾智科
1934年至1935年，徐悲鸿、梅兰芳先后赴苏联，其画展和演出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此时，中苏两国已经恢复外交关系，双方文化交往正在逐步增加。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联合徐悲鸿及一些留苏文化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孙科当选为会长，时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当选为名誉会长。
鲍格莫洛夫在大会的演讲中说：“（中苏文化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文化事业兴趣增长之一证;至于我国，我们为要使我们的人民熟悉中国之文化事业，已于对外文化协会中设一特别部门。”可见，中苏文化协会的成立由当时两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情形所促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协会建设不断进步
协会成立当天通过的《中苏文化协会会章》规定：“本会以研究及宣扬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为宗旨。”同时，会章还列出了其事业范围，包括：“1、介绍苏联学者来华讲学;2、介绍中国学者赴苏联讲学;3、举行关于中苏文化讲演及展览会;4、出版关于中苏文化刊物;5、举行各种促进中苏人士友谊之集会;6、赞助国内人士赴苏联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7、赞助苏联人士来华留学或考察游历事宜;8、设立图书馆，搜集有关中苏文化之书籍及定期刊物;9、其他有关中苏文化之事业。”
中苏文化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会费。1935年的会章中明确说明：“本会会员入会时，应缴纳入会费二元，每年应缴纳会费二元”，此后会费有所调整，但均须缴纳。二是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官方补助。苏联方面，主要是苏联对外文化委员会通过驻华使馆定期提供，“但形式上仍是私人捐款，资金数额也未予公开，以免日本找到苏联在中国进行宣传活动的把柄”;中国方面，“赖各机关补助，以资维持”。
各机关主要指国民政府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重庆市政府以及分会所在地政府等。
中苏文化协会最初的成员多为政界要人、党团人士，也包括学校教授等。这些人多数
曾留苏、访苏，或有追随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经历，再或是对苏联文化充满兴趣。不过，其成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发展不断增加。1936年3月8日中苏文化协会第一次年会时，会员有485人;1938年12月25日第二次年会时，会员达到808人;1940年3月第三次年会时，会员增加到1038人。
与此同时，中苏文化协会还在长沙、重庆、成都、广州、兰州等地建立分会，不断扩大影响。到1940年，总分会会员总计约2200余人。抗战后期，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
迁渝改组扩大影响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沦陷，华北、华东地区的大批政府机构、文化团体、生产企业等纷纷内迁，中苏文化协会也向大后方转移。1937年11月，中苏文化协会由南京迁至武汉，1938年7月，又遷至重庆。
到重庆后，中苏文化协会“无法即时租赁适当房屋为会址，乃暂借本市银行公会三楼为临时办公处所”。当时，银行公会的会址位于道门口第一模范市场，为中苏文化协会四川分会使用。不久，协会又迁至观音岩义林医院，与其他机构合用医院建筑办公。此后，随着业务和影响的扩大，张西曼在七星岗租得一幢两层建筑。这处位于市中心的房子有一个大院子，附设有餐厅和活动室，便于开展集会和活动。
迁至重庆后不久，中苏文化协会便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对协会进行了改组。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会章，选举孙科为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为副会长，梁寒操、张西曼、徐悲鸿、田汉、吴玉章、王昆仑等35人为理事，邓公玄、姚蓬子、戈宝权、曹孟君、陈铭德、胡风等19人为候补理事。
中苏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主要是国民党党政机关的代表人物，此次改组增加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少数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改组为中苏文化协会增添了新的力量，适应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1940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在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时，又进行了一次改组：增设研究工作委员会，由邵力子为主任委员，下设政治组、经济组、教育组、文艺组、社会组;增设宣传工作委员会，由王昆仑为主任委员，侯外庐为副主任委员，下设杂志组、编译组、资料组;增设妇女委员会，由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傅学文、曹孟君为副主任委员，邓颖超等11人为委员。此次改组，使中苏文化协会的职能划分更细，业务范围更广，影响进一步扩大。
社会职能进一步丰富
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后，十分强调以文化交流为基本任务。孙科在协会第三次年会上讲：“本会自成立以来，即根据两个原则进行会务工作：第一，是把中国固有文化，以及新兴的抗战艺术作品，整理搜集起来，介绍到苏联去，使苏联友人时时明了中国固有文化之价值，及如何在艰苦奋斗中尚能支持文化工作;第二，是把苏联方面的文化动态，及文艺成绩，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同胞更可以认清苏联。”
当时，中国用广播、电影等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苏联提供资料，让对方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苏联的报章、杂志也不断报道中国英勇抗战的事实，并登载同情中国的言论。
除了输出中国的抗战文化，中苏文化协会也时常引进苏联的抗战文化，并有意识地通过艺术、理念和文学等形式，全力传播苏联文化的精髓。1927年后，中国许多文化工作者就开始介绍苏联革命的理论成果，一些社会科学读物更是如潮水般涌进国门。中苏文化协会的编译组编译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的作品，如《苏联社会科学丛书》《苏联文艺丛书》《苏联研究全书》《苏联建设丛书》等。全民族抗战第一年，除翻译苏联的著作外，有关苏联的出版物占出版物总量的八分之一。此外，中苏文化协会还通过举办展览、开办讲座、举行联谊会、音乐会等形式，不断扩大文化交流的影响。
中苏文化协会自成立起，一直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初期，苏联开展对华援助时在远东采取的外交政策。协会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和活动，其内容不仅限于一般的中苏文化交流，往往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妇女儿童等各个方面，并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相联系。
早在1936年，中日战争还没有扩大时，梁寒操就曾对中苏两国的和平外交与合作事业进行展望，称：“中苏两国现均致力于和平、建设，而和平建设的精神各有独到。我所需于彼的为建设精神，彼所需于我的为和平精神。我之旧文化及今日所持为建设方针的三民主义，足以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者，我将尽量贡献;彼之建设事业，如科学研究，技术训练，发展轻重工业，及集体农场等，足为我们国民经济建设的借鉴，亦望得而尽量采取。”
一年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苏文化协会在进一步增进中苏友好关系上的使命感更为突出。所以，组织文化集团访问苏联成为一种国民外交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实现，有助于中苏邦交的巩固，加速共同敌人的崩溃。
孙科第二次赴苏联考察归来后，在演讲中援引苏联外交人士的话称：“无论欧洲的战事
怎样发展，日本对苏联的态度如何改变，中苏两国的关系是不会变的。苏联的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
此时，欧洲的战火已经点燃，苏联的外交与军事战略开始有所改变，但中苏文化协会致力于中苏友好的愿望并未停止。
促进统一战线发展
中苏文化协会在会员发展上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协会成员乐于了解苏联和接受苏联文化的特性，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通过中苏文化协会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方便。
协会的发起人、第一届常务理事张西曼便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倾向于向苏联学习，主张团结抗战，在国民党“左翼”人士中有重要影响。而孙科、邵力子、屈武等也支持发展中苏友谊，赞成发展抗战进步文化。
在这一背景下，中苏文化协会逐步加大了对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吸收。在协会中担任常务理事的王昆仑，实际上是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直接联系的党员。通过积极组织和策划，邓颖超、郭沫若、茅盾、翦伯赞、沈志远等共产党员纷纷进入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要职。所以，后来屈武说：“中苏文协是革命者的掩护店，是进步活动的大本营。”
事实上，中苏文化协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共产党员加入，还有包括陈铭德、胡风、赵望云、陈长蘅等在内的大量民主进步人士加入。协会阵营不断扩大，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一部分”，在传播抗战进步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王尧
1940年12月8日，重庆文化界人士在中苏文化协会聚会。这是现存的当时文化界人士最多的一张合影。1郭沫若、2王昆仑、3张西曼、4侯外庐、5洪深、6沈钧儒、7吴克坚、8老舍、9胡风、10曹靖华、11沙汀、12戈宝权、13茅盾、14章乃器、15田汉、16阳翰笙
抗战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
篇四：抗战文化工作
Culturalpropagandaduringtheanti-Japanesewar作者：陈九如;张烊烊
作者机构：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出版物刊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页码：70-74页
年卷期：2017年
第2期
主题词：抗战文化;《抗战文艺》;大众化
摘要：抗战期间的文化建设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具时代特色.以《抗战文艺》为视角,从明确文艺工作者的具体任务、文艺工作者应当拥有的责任等方面来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的内容、方式,可以认识抗战文化的宣传与大众化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篇五：抗战文化工作
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中的美术创作——以徐悲鸿《负伤之狮》为例摘
要：抗战时期的美术创作，是中国美术史、中国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是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艺术家看到祖国遭此劫难纷纷站起疾呼为祖国度过难关竭尽全力，他们以美术创作为传播载体，作为反侵略斗争的锋利武器，以大众化的美术形式和深蕴其中的抗争精神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反侵略精神,配合抗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其中有诸如徐悲鸿的《负伤之狮》、《愚公移山》、刘海粟的《虎踞图》、《斗鸡》等具有特殊精神意义的抗战美术创作，有力地鼓舞了人民，凝聚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战中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文化
美术创作
锋利武器
一、抗战时期文化运动中的美术创作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奋战疆场的风云人物相继故去，战争的痕迹也像沙滩上的脚印一样无论深浅随着时间浪潮的拍打也逐步消失。但是有些东西却是注定长存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在烽火连绵的战争年代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果，许多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激动人心的作品，激发人们奋勇抗敌。抗战时期的美术创作，为抗战斗争服务的美术创作，在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留下了一幅幅不朽的作品，中国美术家经历了一场心灵的震荡、情感的冲突和观念的嬗变，他们在全民抗战、挽救中华危亡的历史关头，表现出了积极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战斗品格。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使得艺术家们创作并留下一幅幅具有特殊精神意义的长存之作，这些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彰显它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
抗战文化运动是指在抗日战争这段时期内中国文化工作者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出版等形式以反映抗战生活、揭露侵略者残暴行为和促成抗战胜利为目的的并围绕这场反侵略战争，带有强烈现实性、战斗性和通俗化特点的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方向，它以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作指导，它密切地配合着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并与之相呼应、相配合，始终以多样的文化形式，丰富的文化内容，对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
（二）抗战时期文化运动中的美术创作
抗战时期的美术，正如黄可先生所指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中,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美术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使美术作品在整个革命事业中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作用。”①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37年“七七事变”,再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艰苦的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当战火弥漫了中华大地,美术工作者在抗日情绪的带动下,他们以艺术为武器,用版画、漫画、宣传画等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和斗争,表现出了高涨的民族精神。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满怀爱国之情的艺术家为支持抗战四处奔走，外有徐悲鸿、张善子、刘海粟展画募款、内有叶浅予、胡考、和章西崖等组成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呕血创作一些既通俗易懂又包
含深意的抗战宣传画、漫画等多种形式的美术创作，奔走宣传，由于绝大多数的百姓不识字,这种以大众化的，通俗易懂的美术形式和深蕴其中的精神意义,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进行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
二、徐悲鸿的《负伤之狮》
徐悲鸿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热爱艺术，热爱祖国，一生中给人民留下了几千幅优秀作品，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我们都知道在艺术界有这样的说法：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娄师白的小鸭子，其实徐悲鸿不光是画马出名，他画的狮同样威风凛凛。徐悲鸿一生画狮很少，他画的狮皆含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就画了这样一幅以狮子为素材的画——《负伤之狮》，表达对现实和祖国的关注与忧愁。同时也预示着“中国这个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的文明古国，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大部分国土伤痛之下，“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②由此可以看出，《负伤之狮》中的雄狮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也表达出了对祖国未来的忧愁。可以说，在抗战时期徐悲鸿的多数美术创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此期间留下了有《奔马图》、《放下你的鞭子》、《负伤之狮》、《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神鹰图》等大量反映抗战题材和包含特殊的精神意义的抗战内容的不朽创作。在徐悲鸿抗日战争时期的画跋和美术创作中，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饱满而明确的。
（一）创作背景
1938年的新年，中国的抗战形势愈加紧张。1月上旬，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与挚友吴蕴瑞流寓重庆，谈论国难民情之时，徐悲鸿情有所触，奋笔挥毫，顷刻便写就了一幅寄寓着无限深意的激情之作——《负伤之狮》并在画的右上角写上题跋，以记述这幅作品诞生的不寻常经历——“??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聊抒忧怀。当时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大半个中国，面对大好河山的沦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此时徐悲鸿悲愤难平，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翘望，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双目怒视远方，雄狮虽然负伤，但未屈服，象征了中华名族自尊自强和不容侵犯。他在画上所题写：“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聊抒忧怀。”此题跋中也同样表现出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负伤之狮》是一幅浪漫与现实完美结合的佳作。它不仅影响着抗战时期的人们，也时刻激励着后人的爱国情怀。
（二）自尊
坚韧——《负伤之狮》民族精神
*****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不断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我们的前辈和英烈!”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此刻在徐悲鸿先生的这幅画中雄狮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也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坚毅、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象征。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③坚韧是指一个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不屈的精神，夔服一切去执行决定。在任务困难面前或威胁利诱面前都毫不动摇，坚持不懈地去实现既定目标。
1.无比的坚韧性
纵览抗战时期不同阶段的美术作品，其间无不流露出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无比的坚韧性，其精神内涵激励着众多抗日军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在抗日前线。吴作人的《不可毁灭的生命》、《拾柴的女孩》、常书鸿的《敌人的暴行》，徐悲鸿的《奔马》、《会师东京》、《负伤之狮》、黄新波的《他并没有死再去》等作品，都充满了对希望的渴求与对抗争的激情，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坚韧本质和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中华民族无比的坚韧性精神内涵体现在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其巨浪翻天,波澜壮阔,振奋人心。抗战美术无论是对战士,还是对百姓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力,塑造了坚窃的民族精神。在抗战期间,徐悲鸿以象征手法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赋予了这些形象以中华民族无比坚韧的精神意义。
威风凛凛的雄狮,激昂奔驰的骏马,伴以雄浑的笔墨,虽是受伤之区却不屈服，回首眺望，怒视敌寇，激情和象征性地表现了中华民族那种惊涛拍浪般的爱国热情,那种不惧危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格，《负伤之狮》是徐悲鸿在1938年的新年,与挚友吴蕴瑞流寓重庆，谈论国难民情之时，徐悲鸿情有所触，奋笔挥毫，顷刻便写就的一幅寄寓着无限深意的激情之作负伤雄狮，回首翘望，有着坚强不屈的意志双目怒视远方，雄狮虽然负伤，但未屈服，象征了中华名族自尊自强和不容侵犯，也象征了中华民族这只蛰伏千年的雄狮即将觉醒。
2.民族自尊性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正值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抗日战争期间,敌人企图用血腥的屠杀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但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中华民族以一个自尊、自强的强者姿态屹立不倒。中华民族的自尊体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气节之上,绝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也绝不允许日寇对我们进行侵略。众多的艺术家积极投入到抗战的队伍中。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四处奔走,宣传演讲,募捐集资，以义卖作品募捐抗日经费等形式支持抗战。如徐悲鸿、张善子、张大千、晏济元等均在国内外举行筹赈画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方式支持抗战,为民族贡献力量。徐悲鸿一腔热血支持抗战事业，抗战的炮火让徐悲鸿开始忙碌起来,他多次访南洋诸国,在新加坡、印度、吉隆坡、怡保城、槟榔均等地举办画展宣传抗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徐悲鸿的画展收入也创造了个人画展的空前记录,他对祖国对人民满怀赤诚,最后把所得10万美金的收入全部捐给祖国,用于支持祖国艰苦的抗战事业。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记载:“正在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十月里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均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的侨胞,对徐先生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④
此外很多画家除了直接绘制宣传画,鼓动和号召全民团结抗日外,由于绝大多数的百姓不识字,以通俗大众的美术形式和深蕴其中的精神意义,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进行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意义的抗战美术有力地鼓舞了人民,凝聚了强大的战斗力,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或以讽剌的手法,或以写实的手法,揭露日军的暴行和那些汉奸卖国贼,或用歌颂的笔调赞美我军的英勇善战。有良心和有责任的艺术家积极用各种艺术表现方式,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担忧和关心。
三、强烈的革命色彩
（一）勇敢
自强——《负伤之狮》的战斗精神
雄狮的战斗精神体现在勇敢、团结、自强上，正如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无比的坚韧性精神内涵体现在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的展开，其巨浪翻天，波澜壮阔，振奋人心。艺术家们疾呼“国难当前，先是国民，然后才是艺术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艺术。”⑤在抗战救亡的宣传活动中，艺术家们一起走向街头，宣传抗战，共同吹响了燎亮的战斗号角，并以全新的精神意义有力地推动了抗战美术创作活动的开展。抗战美术无论是对战士，还是对百姓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力，塑造了坚韧、自强的民族精神。
1.英勇战斗，气势磅礴
抗战时期,勇敢、坚韧的战斗精神成为抗战美术作品中精神意义。战斗精神不仅表现在参与对日作战的军人身上,也表现在抗战时期无数美术工作者身上。正如当时的艺术家所言：“我们文艺的力量完全随着我们的枪炮，一起打到敌人的身上，完全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情与钦仰。”艺术家们以画笔为武器走向前线，冲向自己战斗的岗位，遍布神州大地为抗日救亡奔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众所周知，狮子为森林之王,狮子有超凡的战斗力，狮子自身所具有的精神是超凡的自信、霸气、能屈能伸、重视团队、强大魄力、不屈不挠等等，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因此徐悲鸿所画的《负伤之狮》，把当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受到敌寇种种兽行伤害的中华民族隐喻成一只受伤的东方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不屈不挠、充沛的战斗力量。激励着全国上下的将士万众一心为了家园、为了祖国奋勇争先带着一股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与敌寇厮杀、抗挣绝不屈服。
2.抗战美术创作的强烈革命色彩
战争时期，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和祈求，是一种普遍的理想，也是大家共同期望的一个梦想。透过艺术家们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生死存亡的时刻，选择以艺术创作进行救国运动，以作品中的精神意义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进行“契合目的性”的创作。启蒙百姓，鼓吹战斗，就要创作百姓和战士看得懂的作品，就要进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创作，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抗战美术形成了大众化、通俗化的风格，为民族而艺术，为抗战而艺术的艺术特色。正是具有这样特色的作品，增强了全民族的战斗力，表现了无比的坚韧性精神内涵，展示了人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每一幅美术作品都充满不可替代的精神思想，唯有充分表现这种真实、霸气的文艺才是目前真正的艺术,才有它历史的不朽性才能在抗战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最终发挥了激励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
3.抗战美术创作对后世艺术创作的警示
抗战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不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它诞生了一大批带有强烈时代特征和艺术品位的作品鼓舞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驰骋沙场，激昂了民族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废墟，“国在山河破”，但精神上获得重生。这个古老的民族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但是整整70年光阴如梭，我们的祖国日渐繁荣，当代艺术创作也是一派繁荣昌盛，但是在这繁荣昌盛的背后有时总感觉缺少一种精神，一种催人奋进的精神，缺少那种让国人团结一致的激昂奋进的精神。虽然目前许多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兵故去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有130多人健在。随着大部分历史证人辞世，抗战教育资源越来越缺乏。而生长在和平时代的年轻人，对战争的残酷性日渐淡薄，对民族苦难的认知日渐远离。持之以恒、行之有效的抗战“国民教育”，正显得越来越紧迫。国民教育的精髓，在于自我教育和自发教育。特别是有教育能力和教育资源的人，都应该行动起来为抗战纪念做点什么。
当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习惯，延续抗战记忆就能成为一种文化自觉。纵览抗战美术作品及其抗战美术活动,它积极地宣扬了这种精神内涵。抗战美术以揭露日军的残暴,赞扬我军的英勇为艺术创作的思想主题,并确立积极的以勇敢、坚韧为基本内涵的精神意义,极大地鼓舞了抗战中的民族大众,为抗战做出卓越的贡献。这样的抗战精神不能遗忘丢弃，我们要通过教育让它在我们血压中流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世代流淌下去。
注释：
①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3
②吴作人《徐悲鸿先生生平》
③http://baike.baidu.com/view/507061.htm#sub5110226[OL].
④吴继金.抗战中的爱国画家[J].《百年潮》.2005-9-15
⑤李树声.怒吼的黄河: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美术[M].江西美术出版社，2005:3
篇六：抗战文化工作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内容、特点及启示［摘
要］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不仅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军队全面建设，而且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这一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内容丰富，特点显著，为新时期我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文化建设
战斗力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p847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建设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指导下，人民军队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一、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对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这一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1.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提高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和先进性的表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p1011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员是工农群众，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很低，这给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官兵的工作学习带来很多困难。受文化水准普遍低下的影响，广大官兵无法更好的学习、接受
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无法满足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教育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为此，党和军队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采取院校教育同部队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对广大官兵进行文化教育。学校是以教学为主、教授知识、提高官兵水平的主阵地。抗战时期，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由毛泽东亲自任教育委员会**，各根据地建立了抗大分校。抗大的教学内容，在政治上主要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主，在军事上则授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为革命培养了大量具有马列主义基础、忠于人民和革命解放事业的军队指战员。除此之外，延安还创办了其他层次不同的指挥与专业技术学校。如1937年4月成立的第一所培养兵种干部的摩托车学校，专门培养坦克、装甲、汽车专业方面的技术人才。院校教育与部队教育相结合，是这一时期人民军队文化教育的主要特色。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不久，总政治部就发出指示，对文化教育提出要求。八路军团以上政治机关开办短期训练班，野战政治部专门提出了针对部队战士的为期一年的教育计划。计划规定战士在受教育一年后必须达到识字1000的水平，之后由各方面军政治部负责检查。同时还具体规定了战士们必须学的课程，如近代简史、救国的国内政策与前途、粗浅的国际知识、政治常识，中国地理、自然科学、算术等也是战士们的必修课。新四军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教导总队，部署和开展教学等相关活动。每个团以上机关都设有大、中、小学各种层次的全日制学校，还开
设适合战争需要和战争环境的各类专业、业余学校。由于党和军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倡导，全军上下学文化知识、学政治理论、学军事技术蔚然成风，人民军队的文化素质、专业水平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为部队进行政治工作、执行军事任务提供精神保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合军队特点的部队文艺政策，对部队的文艺工作作出了专门指示，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1941年1月，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出：“部队文艺工作，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门，因其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宣传鼓动，调节部队生活，提高部队战斗情绪，而且是密切部队与群众联系及扩大我军影响的有力工具。”［3］p9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军队的党组织必须重视部队文艺工作，很好地掌握并利用这一武器。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军队把文艺工作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文艺创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产生了大量反映革命主题和时代要求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一时期，文艺工作始终作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蓬勃开展，在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宣传我军抗日主张、团结友军、鼓舞部队士气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了人民军队的精神品质。
3.繁荣发展新闻出版事业，拓宽宣传工作阵地，发挥舆论导向作
用。新闻出版机构是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的喉舌，是党在抗战时期军事新闻宣传的重要生力军。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作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4］p891，要求军队政治部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宣传、出版、教育事业。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人民军队积极创办报刊杂志、设立图书馆资料室、成立书店、建立印刷厂等。部队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丰富了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内容，方便了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
二、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是在抗战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以政治为核心，秉着“为战争服务”的理念，通过全军将士的伟大实践而展开和推进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建设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
1.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扬时代主旋律。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在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在文化实践上坚持对广大军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抗日、团结、民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此来推动人民军队的各项建设和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坚持高扬时代主旋律，为政治工作服务，将对广大军民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当时，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抗日”“救国”
两大时代主题，以抗日救亡运动为核心而展开。无论是开展文化教育、扩大文化宣传，还是繁荣文学艺术，都是以鼓舞军民、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武装抗日斗争为目的。“我们做文章、画图画、演戏、唱歌，都要表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5］p348。在党的领导下，以“一切为抗日”为原则，以“抗敌御侮”为目标，部队文化工作者创作出了大量反映时代主题、满足部队建设需要的先进军事文化。这不仅卓有成效地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
2.始终坚持文化抗战，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文化存亡的文化战争。严酷的战争现实以及激烈的反抗日本奴役的文化战，要求人民军队的文化运动必须具备无与伦比的战斗精神，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根据部队特点，创立部队作风，将革命的文化与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挥出了“文化抗战”的铁拳。部队文艺工作者们用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形式，把民族战争中一切现实生活（民众及将士们在抗战中的英勇斗争，日寇、汉奸、投降分子、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等等）反映出来，发展文化抗战。在敌后斗争形势下，我军指战员时刻面临着牺牲的危险，需要强烈的精
神慰藉与情感激励，部队文化工作必须形成坚挺的支撑力量，激励指战员顽强战斗、杀敌立功。为此，这一时期的军队文化工作紧紧围绕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比如，“许多文艺家肩着他的巨笔，跟随着前线的将士，英勇地参加了浴血的苦斗。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地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们的墨水像凝固力最强大的胶液，把一切不能团结的紧紧团结起来，帮助着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6］
3.始终强调通俗化、大众化的普及性要求。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始终强调“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普及性要求，强调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征，从而实现“为工农兵服务”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目标。这就要求党和部队的文化工作者，不仅要熟悉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贴近他们的感情，还要勇敢地置身于他们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创造出真正大众性的抗战文化。为了贯彻落实军队文化建设“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响应军队文化工作要“面向士兵，到部队去”的号召，部队专业文艺团体普遍深入到基层部队，大力提倡“为兵服务”，主张“写兵、演兵和给兵演”，并始终将其创作、演出与战斗生活紧密结合，坚持艺术审美理想，忠实于生活实践，追求艺术真实，遵循从战斗实
践生活中来，到实践生活中去的创作原则，创作了大量为部队指战员及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
三、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文化建设的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长期的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对新时期我军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人民军队在先进文化建设中应走在全社会的前列。军队文化总是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反过来说，军队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我军作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诞生之日起就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战斗集体，从来就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和传播者。军队先进文化建设走在全社会先进文化的前列，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军队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充分表现了人民军队觉悟高、素质好、听指挥、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人民军队的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也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了直接参照系。在根据地文化建设中，“军民共建”这一模式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在先进文化建设中作出新贡献，继续担当起播种者和排头兵的重任。
2.根据时代要求和部队中心工作推进军队文化建设。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国”成为中国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要任务和时代主题。抗战时期的军队文化建设紧紧围绕“抗日”“救国”时代主题，宣传科学，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抗战时期军队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新时期我军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我军历史上，每一重要历史时期都会出现新使命新任务，军队文化建设应该始终牢记宗旨和使命，体现新的实践和时代发展要求。具体到当前，我军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这一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我军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坚持走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文化发展路子，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着眼点，以保持我军高度团结统一为重要着力点，以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3.军队文化建设必须紧贴部队实际，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内容的多样性，并把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建设内容与广大官兵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前面论及的加强文化教育与培训、创办报刊杂志、繁荣文学艺术等等。这些内容广泛的文化建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官兵英勇抗日的斗志，也改变了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面貌。人民军队开创的这种文化建设模式，对于今天我军文化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即新时期军队文化
建设内容也必须做到多样化。只有做到文化建设内容的多样化，才能真正开创“百花齐放”的局面，才能满足不同层次官兵的精神生活，提高不同层次官兵的文化品位，也才能使文化建设有效地支持军队其他各项建设。在形式上，我军文化建设充分发掘和利用官兵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驱除日本出中国的主张通过人们熟悉的艺术形式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以此焕发出他们参与战争、支援战争的热情与动力。新时期军队文化工作也应紧贴部队使命任务和官兵精神文化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方法加强军队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军队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胡采.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4］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n］．新华日报，1938—3—27．
责任编辑
万
强
篇七：抗战文化工作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作者：刘春林
来源：《桂海论丛》2015年第04期
摘
要：抗战期间，桂林的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究其原因，有桂林本身的历史根源、独特的地理位置，抗战的客观形势以及广西特殊的政治气候，进步文化人士的积极推动，更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执行，多方因素成就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桂林文化，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对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K2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16-05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八年抗战无疑是最悲壮的一页。抗战时期的桂林，汇集了全国大量文化名人，他们办刊、出报，他们写作、绘画，他们演戏、合唱，用文化吹响战斗的号角，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抗战，使桂林成为一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城。
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概况
1939年，随着大批文化人士、文化机构和文艺团体的到来，桂林形成第一次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1941年初在皖南事变的影响下，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陷入低潮。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和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从沦陷区辗转来到桂林，1942至1943年，桂林再现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高潮，直到1944年春的西南戏剧展。当年夏秋，受战局的影响，文化人撤退，桂林沦陷，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结束。尽管运动在初期面临敌机轰炸的直接威胁，中期出现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后期有文化人的生活窘迫以及文化市场上出现种种不良现象的重重困难，但在抗战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方针政策的指导和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抗战文化运动在桂林轰轰烈烈地开展。
（一）抗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抗战期间，桂林的书店、出版社、印刷业、图书、杂志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诸多方面都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书店、出版社的建立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各类书店、出版社共200余家[1]2，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书店和出版社，如《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等，其出版物在广大读者尤其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带动印刷业迅速增长。抗战前桂林印刷企业不到30家，大部分属手工印刷，没有一家专门印制书版的印刷厂。抗战以后，据1943年7月的统计：桂林已有大小印刷厂109家，其中从事书版印刷的大型印刷厂8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家，还有从事彩印、铸字、装钉的，设备比较齐全。每月的生产用纸达1万令到1.5万令，排字生产达3000万字到4000万字[1]2。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2]37。随着出版社、印刷厂的激增，图书、杂志的出版也显得空前繁荣。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的文艺著作多达1000多种，丛书50余套，杂志共出版了200多种，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学、戏剧、美术、音乐、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等方面[1]3，发行的网线遍及全国。新闻出版也相当活跃，当时在桂林的通讯社有5家，出版发行的大小报纸有13家，是桂林历史上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时期。在社会科学方面，抗战期间桂林有多个社会科学团体，其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广西建设研究会等影响较大，发行的刊物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抗战时政、农村及广西建设、教育、文化、青年、妇女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也在桂林传播。
（二）抗日文艺运动空前活跃
抗战期间，文化团体之多，文化活动之活跃，是桂林以往所没有过的。文学方面，在诗歌、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的创作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上取得累累硕果;音乐方面，除了出版一批音乐刊物，还经常开展音乐活动，30多个歌咏队，活跃在桂林的学校、厂矿和街道，抗战歌曲广为传唱，后来还举行万人大合唱，桂林成了抗战的歌海;美术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漫画与木刻，美术工作者用画笔和刻刀宣传抗战主题;戏剧活动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部门，当时活跃在桂林的戏剧团队约有70多个，街头剧、独幕剧几乎天天上演，场场爆满，影响较大的除了街头剧和话剧，经过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改革的广西地方剧种桂剧《梁红玉》、《桃花扇》等也深受欢迎。1944年春举办的“西南剧展”，时间持续了3个月，参演者来自粤、桂、湘、赣4省的28个单位，演员近千人，演出剧目60多个、175场，观众总数超过十万人次[2]332，堪称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高潮，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加入，赋予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更为丰富的内容。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如朝鲜的李斗山、越南的胡志明和日本的鹿地亘等是其中代表，他们通过办报写文、演讲排戏等各种文化活动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如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作家史沫特莱和德国作家王安娜等人，通过他们的文章和言论，将世界各地反法西斯运动情况介绍给桂林，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世界[3]。
从1938年到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6年间，桂林的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文化艺术各方面空前繁荣，桂林也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被誉为“文化城”，名扬海内外。
二、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的原因
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并不发达、又地处边疆的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为什么会短时间内聚集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出现这样一场轰轰烈烈又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它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现实和抗战进程、政治开明的新桂系和抗日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文化运动的共产党以人以及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各种努力，共同造就了这一场文化运动。
（一）桂林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
桂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们就留下了甑皮岩这个中国南方重要的文化遗址;秦代修建了水利工程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中原文化从此逐步传入，与岭南文化有机融合，孕育了桂林的地域文化。桂林从宋代至民国期间历为广西首府，千百年来，它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盖世的山水风光，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留下无数诗文碑刻。明清乃至近现代，桂林文化空前发展，学校林立，学子万千，文风炽盛，名人辈出，明清两代广西举人有半数以上出自桂林府，后来更有如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梁漱溟、马君武等思想文化界名人永载史册。清末康有为曾两次到桂林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造成很大影响，梁启超称赞桂林是“新学的源泉”地之一[4]。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桂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文化，营造了一种进步的文化氛围。
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广西新桂系基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政治诉求，在广西提出并实施过自卫、自给、自治的“三自政策”，并根据“三自政策”大规模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建设，在发展教育上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广西特别是桂林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样的文化传统，加之后来的文化建设，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桂林成为抗战时期文化城的历史基础。
（二）桂林抗战时期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上来看，桂林是广西的省会，地处西南和东南的交界地。广州、武汉失守后，桂林是全国仅剩的几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城市之一。这里西通云贵川陕，东达湘鄂浙皖，南及越南、香港和南洋，不仅是西南和东南的交通枢纽，而且还是由重庆至江南数省及皖南新四军、东江游击区和西南各省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延安党中央的中转站，无论是由重庆到东南各省及新四军根据地，还是由东南各省前往重庆、昆明以至陕北，都得由桂林中转。加上桂林接近香港和东江游击区，又是通过香港联系海外、沟通信息，特别是与南洋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理上可进可退，相比于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大有迥旋余地[2]114。所以，许多进步文化人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都不去重庆而愿来桂林。
（三）抗日战争客观形势所需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仅需要前方将士奋勇杀敌，也需要用文化去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抗战胜利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正因如此，全面抗战以后，国统区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然而，武汉、广州失守，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正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文化的宣传和鼓动工作更为迫切，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正是在旧的文化中心沦陷后，战争的形势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情况下兴起与发展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在北平、上海。在两地相继沦陷以后，文化界人士和文化事业机构撤至汉口、广州。1938年10月，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武汉、广州又相继失守，许多文化人又往桂林、香港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也沦陷了，当时战斗在那里的文化人，除少数人去重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外，绝大部分又内迁桂林。所以，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报刊杂志、出版社印刷厂和文艺团体等等[5]。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文化力量和文化机构聚集桂林，以此为阵地，开展抗战文化救亡运动。
（四）广西抗战时特殊的政治环境
比起沦陷区，比起政治上控制森严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对于抗日进步文化人来说更适合栖息和工作，更具吸引力的，是广西相对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实力派一向与蒋介石集团貌合神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新桂系利用抗日之机，拼命扩充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他们顺应抗日的历史潮流，做出抗战的姿态，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不但允许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桂林进行抗战活动，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合作和支持，比如同意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亲任会长、副会长，后来举办西南剧展，省**黄旭初慨允担任会长，李宗仁和白崇禧任名誉会长，给大会拨付经费，广西当局介入扩大剧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保障剧展的顺利举行。特别是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为代表的桂系民主派，他们一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同情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与党外进步文化人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对进步文化事业曾给予积极支持，如桂林较大的进步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就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创办起来的[2]32。由于这些人特殊的身份和民主的政治态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新桂系上层的活动和决策，推动新桂系在广西采取开明的政策措施。在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遇到某些困难的时候，给以方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护和保护的作用。
由于有新桂系和民主派的参与，进步的文化活动能公开、合法的进行。总之，新桂系支持文化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建立，参与大型进步文化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推动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把战时的桂林变成了一个暂时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比较稳定的避难地。全国抗战开展后，沦陷区大批的文化人先后来到桂林。从1938年10月到1944年9月，在这一时期内，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达千人以上，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闻工作者，有科学家教授和学者;文学艺术方面，有作家、诗人、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这是桂林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这些文化人士流亡到桂林后，即与活跃在桂林的广西进步文化人士汇聚在一起，家仇国恨驱使他们以笔当枪，把歌声当号角，走街串巷，深入农村、工厂，深入敌后，走上前线，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鼓与呼，给广西官兵和民众送去精神食粮。他们的创造和实践活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充满了活力，不但对于桂林，而且对整个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和文艺运动，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六）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贯彻
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社会各阶级和政治情况，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地方实力派，党中央早在抗战前夕就已同新桂系当局保持着联系。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多次接触新桂系首脑，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中共对新桂系采取谦诚的态度，注重他们的利益，真心实意支持广西团结抗战，新桂系接受了中共关于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双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桂林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出现并得以蓬勃发展最为关键的原因。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建立之后，即对新桂系当局和桂系民主派开展积极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曾先后三次到桂林对统战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和具体部署。同时，党组织还有意识地从武汉、广州撤退了一部分党的干部和文化工作的骨干来桂林。以郭沫若为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自武汉撤退往重庆，路过桂林的时候，也留下一部分党的文化方面的骨干力量，安置在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政治部，组成第三科（宣传科）。除了公开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之外，在文化人中还有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桂林出现的众多的文化团体和报刊中，多数为他们所掌握。在党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战斗在桂林的党组织始终将抵桂的进步文化人士视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栋梁，关心、信任、依靠并保护他们。香港沦陷后，党组织对困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实行了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妥善安置在桂林。
由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桂林争取到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振奋了广大文化工作者。按照中共的有关指示，他们坚持文化工作为抗战服务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军队，深入群众，创作、演出许多反映抗战、歌颂抗战的作品。即便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迫撤离，许多地下党员也被迫转移，但党的工作还在继续，南方局专门派了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与桂林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其后，在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邵荃麟的领导下，桂林的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7]。
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影响
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是代表着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桂林和广西，对中国抗战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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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桂林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的全面跃进，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各方面全方位发展，成绩斐然，对于地处西南边疆的桂林来说，是得到了地区开化和人民教育程度提高的绝好机会。桂林抗战文化是桂林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尝试，是桂林地方文化与主流文化、国际文化的一次大融合，由此全面完成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由内向型旧传统文化转变为开放的外向型文化，尽管时间不长，但己将桂林人的文化意识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它深深地影响着桂林的文化气氛，使得桂林最终能够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二）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是广大文化战士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国统区开辟的一个抗日战场，在抗日救亡这一强大历史主题下，文化各门类的主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抗战服务。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广大文化工作者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及中共广西、桂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一致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为使命，他们和广西本地的进步文化力量汇聚在一起，兴办各项进步文化事业，走向街头、走向农村、走进工厂，进行演讲，举办画展，从事文化创作，利用演讲、传单、标语、墙报、画刊、戏剧、歌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进行抗战文化宣传。
桂林抗战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桂林乃至全国人民提供了抗日的精神粮食。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新闻报刊，都是投向民族敌人的枪弹。它有力地唤醒了国统区的人民，激发了他们抗战热情，大大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也鼓舞了前方的抗日将士，坚定了胜利的信念。后方前方紧密配合，共同对敌，推动着抗战的胜利发展。
桂林抗战文化以进步力量为主导，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是中国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文化中的一面旗帜，它以自己的独特风格谱写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国际反法西斯文化战士共同参与了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缔造，国际组织、团体如英国使馆新闻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广西支会、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等纷纷在桂林建立或由外地迁来桂林，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频繁，通过往来于桂林的各国记者、作家，不仅将国际反法西斯情况和外国文艺作品介绍到中国，也将桂林和中国的抗战情况、抗战文化介绍给了世界[4]，中国人民抗战的热情和斗志，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互相声援、互相促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三）对当代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桂林已成为国统区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产生了大量的作品。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这些人流向前方后方，这些作品深入人们心中，生根开花，潜移默化，形成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为夺取这场民族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它在中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艰难时世，为民族的未来保存了文化力量，积蓄了进一步建设新文化的动力。抗战胜利后，曾经在桂林文化城生活和战斗过的文化人，带着他们终生难忘的记忆，再次奔赴全国各地，或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或踏上新的文化工作岗位，继续将他们曾经传播过的进步文化思想、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传递给后来者，影响一代又一代。同样，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里那些文化创造者传播的先进文化以及他们的文化创造态度、方式、精神也会变成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6]。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关键是有适合文化发展的土壤和一定数量的文化人才，加快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可能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产生的许多作品说明，只有和民族、时代、人民生活的脉搏相一致，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应当向当年的文化人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满腔的热忱和负责任的态度，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辉煌，于当时的广西乃至整个中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跨越式发展”，超越了原有的经济基础也超越了原有的文化积累，这里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召唤，有当局开明态度及其对文化的资助，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进步文化人不惧牺牲、不计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战争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成就了文化运动，而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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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化视阈中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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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抗战文化工作
臧克家在鄂西北的抗战文化活动述论抗战中期，臧克家在鄂西北活动近三年之久。作为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和文化工作团团长，他积极领导和参与了抗战启蒙宣传工作；作为“笔部队”战士，他以鄂西北为根据地，三赴前线“参战”；作为诗人，他力图尝试新的诗风。臧克家等著名进步文化人士为民族解放所做的贡献应该载入鄂西北抗战史。
标签：臧克家；鄂西北；抗战；文化
臧克家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1933年，臧克家因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而成为“文坛上的新人”。抗战爆发后，诗人在第五战区度过了五年的艰苦生活，写出了许多反映战地生活的诗篇，编入了《从军行》《泥淖集》《淮上吟》《呜咽的云烟》《泥土的歌》等诗集里。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臧克家坚持作品要贴近生活，反映时代精神，诗风严谨，力求创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选取抗日战争这一时段，拟对臧克家在鄂西北的活动轨迹做一概要考察，无意对其诗作在艺术上做过多评析。
一、积极领导和参与鄂西北抗战文化工作
鄂西北通常是指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郧阳地区，位于汉水中上游。抗日战争时期，鄂西北是第五战区辖地，位居国统区大后方的前沿。特别是均（县）光（化）、襄樊一带，战区司令官部长驻于此，各类军政机关密布，大批知名人士、进步团体和流亡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度在此集聚，掀起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由于一批进步文化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这里的抗战文化活动盛极一时，别具特色，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被迫中断了教师生涯，多方找寻机会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底，培养青年抗战人才的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在徐州成立，臧克家到宣传科工作。第二年4月，赴台儿庄战地采访，写成《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5月，经李宗仁同意，臧克家和于黑丁在武汉组织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团员有柯岗、曾克、田涛、邹狄帆、田一文、鲁夫、李石锋等，共14个人。文化工作团虽归后来成立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实际上还是独立行动”[1]151。文化工作团奔前线、入乡村，在河南、湖北、安徽的不少县份留下了足迹，留下了墙报和救亡歌声。
武汉沦陷后，臧克家率文化工作团随战区首脑机关撤至襄樊、老河口，战事紧张的时候退到距襄樊300余里的均县。此时，臧克家以上校衔被吸收为文工会委员，文化工作团被编为文工会所属的第三文化队。年底，根据均县一带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和众多团体、学校、流亡青年云集于此的实际，文化工作委员会均县留守处报请文工会批准，决定在城内举办抗日文化工作讲习班，培养一批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教育实际工作的骨干分子。臧克家同姚雪垠、田涛、孙陵等均在该班授课。他们在班上讲唯物辩证法、讲文艺创作、讲抗战形势，受到了学员的热烈欢迎，以致除讲习班学员外，还有许多社会青年、军人和学生前去旁听。国
篇九：抗战文化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文化发展分析大别山地区是抗战时期全国的抗日大后方之一。其中，皖西地区是这一时期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域，不仅是安徽省抗日的指挥中心和活动中心，而且文化发展迅猛，成为了安徽省的抗战文化中心，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梳理抗战时期大别山地区文化发展脉络及其规律，具有价值。
一、大别山文化的缘起
一般而言，皖西地区指安徽西部大别山山区，当前特指一市五县，即六安市与下辖的霍山县、舒城县、寿县、霍邱县、金寨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7月中旬，坚持在大别山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和皖鄂边特委，于7月中旬主动同以卫立煌为首的国民党豫鄂皖边区当局进行谈判，最终于当月下旬达成停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区域性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8年初，即南京沦陷后不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大别山门户六安，不久又迁至金家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任命为安徽省**。与此同时，张劲夫等一批干部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派遣，也从武汉来到六安，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委，随后相继成立了一批中心县委和县委，中共的组织系统得到恢复和发展。1938年2月23日，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成立，代理省**张义纯任主任委员，七君子之一章乃器担任秘书。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安徽左派省党部主要成员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常恒芳等爱国进步人士，皆为省动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一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开明绅士、政界名流成为该组织成员。
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中共影响下的、能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中共不失时机地选派一大批干部到动委会工作。
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以省动委会组织部主任干事的公开合法身份，与副部长周新民等共产党员主管人事工作。
在省动委会中成立了中共地下支部及各部党小组，均直接与张劲夫联系。
为了开展县以下的抗日动员工作，避免和排除各地行政官员、土豪劣绅对抗日动员工作的敷衍，经中共地下组织提名，由省动委会委派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和工作团长，组建了40多个直属工作团、30多个委托工作团和妇战团、少宣团分赴各地，成立了安徽江北各县及一些区、镇动委会，并在屯溪设立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形成独立的动员系统。
此外，这一时期六安还有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江都文化界战地服务团、北平救亡服务团、留学学生抗日救亡团等抗日团体。
他们分赴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动员活动，组织工、农、青、妇、商、学、僧等各类抗敌协会，使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政界党派和社会名流荟萃六安，皖西地区成为了安徽省暨大别山区的抗日活动中心，以及政治、文化中心。
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成为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各类文化活动日益活跃的主要原因。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
他们发出到前线去，到内地去，深入人民群众的号召，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外地求学皖西籍学生陆续回到家乡，自发开展抗日救亡文化宣传活动。此外，还有大批外地学生和文化团体来到皖西地区。
例如，1937年10月至1938年初，先后有外地10几个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服务团来到舒城。
其中，在舒城活动时期较长的有6个：(一)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团长柳乃夫，主要成员有李默予、曹奎、徐波(女)等;(二)上海留日学生救亡工作团(原名上海青年战时服务团)，团长李竹平，副团长郝孑，主要成员有石雪书(女)、石竹、华兆江、侯枫、董启翔(女)等;(三)安庆学生工作团，团长刘丹;(四)扬州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流亡宣传团，团长卞瑾，副团长江上青，主要成员有陈素、莫璞等;(五)北平救亡工作团;(六)广西青年学生工作团。
上述团体共100多人，均是知识分子。
这一时期国际友人也纷纷来到皖西地区，如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日本民主人士石锦昭子等，他们积极参加皖西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发展。
例如，史沫特莱女士参观了妇女洗衣社，为妇女问题研究会作了题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力》的演讲，还为妇工会创办的《妇女》月刊题词，阐述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赞扬战斗在大别山的妇女为了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她们全部的心力
石锦昭子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妇女工作，她说：尽管我是个日本人，但我热爱中国人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尽天良悍然侵略中国，对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谴责。
我现在郑重宣布：坚决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侵略者!
二、大别山文化的主要内容
大别山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之一，也是开展文化等建设的最早尝试地之一。
抗战时期，包括皖西地区在内的大别山区文化在前期苏区文化的基础之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文艺活动
苏区时期皖西地区就有中共组织的宣传队、俱乐部和剧团等。
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动委会)成立后，积极支持各县组建文艺团体。当时的文艺团体主要有寿县醒狮抗日话剧团，霍邱县救亡宣传团、青年抗日宣传队、青年剧社，霍山青年剧团。
这些抗日文艺团体在宣传战重于兵力战的口号下，深入本区城乡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歌咏活动，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
》等抗日歌曲;同时，开办民校
、识字班，办壁报、写标语、画漫画、街头演讲，排演《打杀汉奸》、《驱逐日寇》、《不当亡国奴》、《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自卫》、《打东洋》等戏剧。一些艺术家还将山歌小调加以改编，用以宣传抗日救亡。
例如，霍邱县的《十二个月调情》格调低级，后被改编为《十二个月抗战》(用原调)，以男女问答对唱的方式说明抗战的意义及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唤起人民抗战的信心与决心。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文艺活动也很活跃。
例如，新四军四支队除教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戏剧，还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编写墙报，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创作诗歌，绘制图画等活动外，还展出抗日胜利果实，组织群众观看在押的日军俘虏、缴获的枪支、弹药及军用品，破除日军不可战胜的迷信。
妇女战地服务团是中共领导的一支文艺活动生力军。
妇战团的成员都是一些不堪日寇侵凌的女学生，从沦陷区先后流亡到战时省会六安。
当时，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安徽省工委决定通过省动委会公开招收女青年，成立妇女战地服务团，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她们分成儿童、妇女、农民、工人四个小组，运用组织儿童识字班，召开妇女座谈会、进行家庭访问、教唱革命歌曲、演出戏剧等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据其中的成员回忆：
为了能让更多的群众看到我们的演出，从中受到教育，我们有时顶着炎炎的烈日，有时冒雨爬山涉水，到一些村上去演出。
有的同志病了，还坚持演出。
群众只要听说我们将要演戏，高兴得象办喜事似的，提前吃饭，扛着凳子，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来。
往往我们还在化妆，演出地点的村头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
演出《打鬼子》等戏剧，团里没有男同志，我们就女扮男装，有的扮演成贫穷老汉，有的扮演成日本鬼子。
每当我们演到日本鬼子杀我同胞，一批批难民携儿带女四处乞讨的悲惨情景时，群众中就会传来一片叹息声和啜泣声，当我们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时，群众便和着歌声的拍节，跟着唱了起来，歌声震动了山谷，和松涛相呼应，沉静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
(二)教育事业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皖西地区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在苏区时期教育事业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苏区时期皖西地区教育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和开辟新区、组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着重抓红军部队教育和干部教育，同时也开展了组织宣传群众的社会教育。
这一时期皖西的普通教育主要是列宁小学，它面向工农子女.是专门为根据地学龄儿童开办的普及文化知识教育的学校。
列宁小学的任务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者。
列宁初级小学制3年，按照皖西苏区规定，7～12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列宁初级小学。
抗战爆发前，中共在皖西地区的根据地缩小了。为了战争的需要，中共在这一时期主要开展干部教育，学员多是原来的红军战士，其中大部分为贫农，其余的是工匠，其中大多数已经有了八年到十年的战斗经验。
学员们的生活与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一间大课堂里张贴着一大幌墙报，各个课堂里都悬挂着写有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和巩固统一战线之类字样的标语牌。
宿舍十分整洁，然而却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宿舍。
每一间房间里，沿着长向摆着两排搁在凳子上的木板，一头放着每个人的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
这种被子是由两层两码长的深蓝布制成的无论冬夏都用它。
床铺上方的木钉挂着每个人的步枪和子弹带，底下挂着书包。
被子，书包、步枪和他们身上的制服，就是那些游击队员的全部私有财物。
学习的资料主要有部队的报纸，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战争的新阶段》和有关战略战术、军事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以及新四军发的一些小册子，如《在伪军中的政治工作》、《对敌工作》、《日语入门》、《军事条令》、《军哥集》、《怎样写墙报》、《战时儿童教育》。
李宗仁任安徽省政府**时，鉴于许多学校已经内迁，只能因陋就简，开展普通教育。
据载，安徽省教育厅在皖西山区设立4所省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就读。
这4所学校是：省立第一临时中学，设在立煌县流波石童，由原凤阳县的省立3所学校(省立中学、省立女中、省立师范)与滁州的省立中学为基础组成;省立第二临时中学，设在舒城(后迁晓天)，由原合肥的省立3所学校为基础组成;省立第三临时中学，设在宿松县城，由原怀宁县的省立3所学校为基础组成;省立第四临时中学，设在至德(今东至县)，由原省立芜湖中
学、省立芜湖女中与原宣城的省立3所学校组成。4所省立临中均设有中学部(高中与初中)与师范部，实行男女同校。
上述学校均于1938年3月上旬开学。另据美国民主人士艾格尼斯回忆：
我们一度来到一个树木葱茏的山谷，其中有由五所中学联合建立的一个以竹子和茅草构成的营房群。有三个这样的中学集中点分别设置在这个省安全的偏僻地点，共有学生一万五千人。日本人向汉口进军期间，一万七千名学生和三百名教员及家属已经迁往远在中国西部的内地。
然而还有成千上万名学生留下来帮助军队、游击队和人民，现在又能继续他们的学业了。
在这个集中点里，学生和教员全都象士兵一样穿着粗糙的家织绿色土布制服，生活方式也和军人完全相同。
没有地图，没有科学仪器，只有几种能够从西部远道运来或在立煌印刷的教利书，教员们几乎全凭记忆教课。我以前在江南泾县附近已经见到过这样一个中学集中点，还有一个设在较远的安徽北部。
这三处构成了正在敌后组织起来的新的行政和教育生活的文化核心。
有些中学毕业生参加选拔考试合格后被送往西部，以公费生资格到高等院校学习，但是大多数学生都留下来成为这个省未来的各级领导人员。此外，国民党在皖西地区也开展了群众教育，主要是军事和政治训练。
据艾格尼斯回忆：
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镇毛坦场
(有一万人口)，我对这个省的当局正在改组的保甲制度作了一番概略的考察。
我们一踏上这小镇的街道就遇到了五个学生，三个是姑娘，两个是男青年。
他们都在省会一个新成立的军政训练班里受过训，刚从省会来到这里。
有两位姑娘是这镇上的小学教员，另一位姑娘是附近一个村子的教员和村长。
两位男青年负责对当地由五十名有武装的正式队员和三十名预备队员(全是农民)组成的自卫队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
秋收完毕后，这两个年轻人还要开始对这个镇上千名身体健全的男性居民进行训练。
(三)报刊业
抗战时期是皖西地区，也是安徽报刊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极为重视报纸的作用，报业由此获得巨大发展。安徽动委会积极推动报业发展。
抗战初期，国民党在皖西地区只有一份由安庆迁来的《皖报》，该报由国民党CC系把持，对桂系的统治极为不利。
为此，动委会动员桂系创办了《大别山日报》。
此后，在动委会的支持下，各县先后创办抗日小报，如《六安日报》、《立煌抗日小报》、《舒城战报》、《新潮》、《霍邱日报》、《霍山日报》等。
这些报纸的编辑人员大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
报纸除报道抗日消息外，还发表文章，声讨日军侵华暴行，批判汉奸投降言行，激发人民同心同德抗战到底。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除发行《皖报》外，1943年
10月，在立煌县(金寨)又创办了《安徽日报》，以詹云青为总编辑，抗战胜利后迁至合肥。1938年5月，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政训处舒城工作组在舒城创办刊物《轻骑队》，并在当时省府六安出售。
该刊稿件来源绝大部分由动委会工作团团员提供，共产党员李竹平，吴荻舟以及一些进步青年先后在该刊发表抗日宣传文章及文艺作品，在舒城及整个皖西影响甚大。
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刊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除发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外，各县区还创办许多报刊，如舒城创办了《舒城战报》、《新潮半月刊》、《舒城妇女》等报刊;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在白水河成立后办有《三日新闻》油印小报，每三天一期，版面四开，主要转发新华社消息，未公开发行，读者踊跃，争相传阅。
(四)其他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其他文化活动也极为活跃。通过各类群众集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火炬游行。1938年4月初，徐州保卫战中台儿庄大捷。消息传来，为大造抗日声势，6日，动委会和各救亡团体，借庆祝台儿庄大捷之机，组织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城关举行火炬游行。
游行队伍举火把、提灯笼，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穿过全城主要街巷，大造了抗日舆论，大振了抗日声势。美术。
民国28年(1939)6月，安徽省政府在立煌县组织绘画研究会、绘画标语队，并出版美术刊物《大别山画报》。
民国29年元旦，举办抗战漫画及战利品展览会，征集名人字画义卖，将所得慰劳前线抗战将士。6月，立社主办美术展览会，展出绘画、木刻、雕塑等作品。7月，抗战艺术社为纪念七七3周年举办画展，展出作品198件，画家於种展出《蒙城之难》、《台儿庄大捷》大型油画。11月，青年服务社举办抗战画展。摄影。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摄影业也得到发展。立煌县设有专门的照相馆。
民国29年(1940年)立社
及新生俱乐部等单位曾联合举办摄影图片展，反应我军英勇抗敌事迹，揭露日寇暴行。电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影队第七队驻立煌，至民国34年(1945年)随省府迁至合肥。
此外，皖西地区在这一时期还有省电影队、省教育厅电影队等，他们定期放映宣传抗日的影片。
民国30年10月，安徽省政府电影放映队由队长陈继梦和蒋开瑾、韩浩等
8人带小型家用放映机(好母拉尔特)1部和发电机1部，到寿县隐贤、正阳、保义等地，先后放映了《七七芦沟桥事变》、《在松花江上》等影片。
三、大别山文化的主要特点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特色和实践特色。
(一)鲜明的时代特色(抗日救亡)。
抗日救亡是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各类文化活动最核心的内容。
在皖西地区拥有巨大影响的《大别山日报》在发刊词中详尽抗战时期皖西地区创办的部分报刊一览表阐述了办报宗旨：今日报人，尤其游击区域里面的报人的任务，首先必须以坚决勇敢的精神，与敌寇汉奸的欺骗宣传作无情的斗争，我们要加紧精神总动员工作，发扬我国固有的道德，提高我们民族的意识，揭破敌寇之残酷阴谋，暴露汉奸傀儡的荒淫无耻，从文化斗争的血火中，肃清一切妨碍抗战建国之妥协、动摇、模糊、颓废的思想，显示国民斗争的目标。
本报愿在新的抗战形势下，尽一种鼓励前进的号角与报急警钟的作用。该报办有
《前导》、《全民动员》、《文化月刊》、《国际问题》等专刊，均以一至两个版面的篇幅交替刊出，每个专刊在首刊时都发表发刊词说明要旨。
同时，该报一版坚持发重要抗战新闻和论文，其它版面发国内抗战最新动态、政论，国际欧战形势和抗战文艺作品。实践证明，在那个时期，各类文化团体、媒体只有宣传抗日救亡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得到发展。据时人回忆：他们每次演出抗日话剧，群众都很早就拿着椅子或凳子坐下，台前左右都挤满了人，有的爬到树上，有的骑在墙头上，好不热闹;演出结束时，台下的群众总是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不仅如此，抗日救亡也感化了打家劫舍的土匪。
据时人回忆，他们在毛坦厂宣传时遇到土匪，被三个三个地捆绑在一起。
队员们对土匪不仅不怕，还要去动员教育他们呢：抗战失利，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变成亡国奴，有良心有力气的人都应团结起来，把枪口朝日本侵略军，保卫家乡，保卫中国土匪们对于这些道理无话反驳，不置可否。
最终，土匪头目郑重发话：你们是坚决抗日的，那好，你们就继续抗日去吧，我们不打搅你们了。
临别之际土匪提出一个要求，要在走之前听队员们唱一支歌。
队员们虽然很劳累，仍集中精力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
匪首临行抱拳说了句青山不老，绿水常流，后会有期，然后扬长而去。
(二)鲜明的政治特色(国共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
具体而言，全面抗战爆发至皖南事变发生，这一段时间为皖西地区国共关系较为融洽之际。
其中，安徽省动委会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战高于一切的共识，广泛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载体。
在各级动委会的领导和协助下，各地普遍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学生、商民以及文化、教育界抗敌协会。
各抗敌协会根据各自的特点，或组织武装，侦察巡逻，维护社会治安;或组织报告会，教唱歌曲，演出戏剧，进行抗日动员;或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开展募捐活动，支援前线。
从1938年2月至1940年3月，安徽省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办，而实际上转化为中共影响下的、具有安徽特色的一种特殊统战组织了。这一时期中共还深入到驻皖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据载，二十一集团军驻舒期间，共产党员鲍有荪通过动委会与国民党集团军政治部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接触政治部主任贺希明及政治部其他官员余宗武、宗岳等人，同他们磋商舒城抗日救亡运动工作。
她还以此深入到集团军各连队，进行宣传活动，并在炮兵连里发展两个积极分子(后都参加了共产党)。
第二十军汤森部驻守南港一带时，鲍有荪一方面组织群众支前，一方面在部队里开展抗日宣传，影响很大，对提高国民党军队抗日士气起了一定作用。皖南事变后，皖西地区的国共摩擦不断增多。
但整体而言，国共两党都不敢公开撕毁国共合作抗战协议，都在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据艾格尼斯回忆：当她离开新四军驻地，来到曾为新四军占领，目前为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所谓另一种政治主张占据支配地位的区域时，仍可以看到新四军留下的谴责汪精卫和其他卖国贼的标语和彩色招贴画在四面八方的墙上大声疾呼也到处可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优待抗日将士家属、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准则、拥护全民教育，扫除文盲等之类的口号。由此可见，国共团结抗战仍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三)鲜明的实践特色(群众性)。
抗日救亡宣传能否有效，抗战能否取得胜利，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能否最大程度地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因此，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都采用了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方式，因为只有易懂易记才能真正为群众所理解、所掌握。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活动，无论是文艺活动，还是教育、报刊等，均采用了大众化的方式，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
例如，《大别山日报》的办报方针就是宣传抗日，表彰进步，做大众喉舌，坚持抗战，促进团结，建设新安徽。
再如，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的团歌是：我们不怕风霜，不怕艰苦，要振作精神，喊破喉管，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铁蹄踏破和平的梦，伤心东望可奈何?可奈何?只有宣传、组织、训练，武装丁群众，才能重整山河。安徽省动委会深入山乡，运用一切形式和方法，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在舒城，动委会队员书写标语，教唱歌曲，编演戏剧，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编写墙报，撰写文章，传播抗战消息，组织群众听取时事报告，举行庆祝前方胜利的火炬游行，创办《舒城战报》、《新潮半月刊》、《舒城妇女》等报刊，出售《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和新四军《抗敌报》等。
同时在广大农村建立农抗、妇抗、青抗、工抗、商抗等抗敌协会191个，会员计22194人。
通过大量的宣传动员活动，舒城人民的抗战情绪大振，热情倍增，全县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出现了路路有五彩标语、人人在抗日团体、救亡歌声响遍山山岭岭的火热景象，一个出人、出钱、出力的抗日浪潮覆盖了舒城大地。
四、大别山文化的社会价值
抗战时期皖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一)这一时期所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例如，在金寨地区，各类抗敌文艺团体经常深入城镇农村宣传演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共捐银元5000多元，鞋4.8万双，棉背心5万余件;金寨县妇抗会还组织了洗衣社、缝纫社，为住院伤兵洗衣做饭，为前方将士制做军鞋，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
在这一时期，金寨地区共有200多名青年踊跃参军。而在舒城，抗日救亡热潮此起彼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舒城就有20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抗战期间，皖西地区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援，使入侵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其中，霍山鹿吐石铺之战毙日军1370余人，是安徽抗战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
据统计，抗战期间六安军民在境内共歼日军4000多人，皖西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皖西地区文化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形成是大别山地区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既承续中国传统的文化根脉，又彰显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人文个性，具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等特质。
抗战时期由中共领导组织的皖西地区文化发展体现了皖西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特色和实践特色，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显然属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范畴，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正确引领皖西地区乃至大别山区以及中国的社会风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力提振中国民众的精神，推动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