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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读忏悔录心得体会【五篇】

时间:2024-04-04 12:00:04 来源:网友投稿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高祖父因受封建迫害从法国流亡到日内瓦定居。卢梭出身于钟表匠家庭,家境贫寒,未能接受系统教育,依靠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读忏悔录心得体会【五篇】,供大家参考。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五篇】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平民精神、追求真实、自我批评

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高祖父因受封建迫害从法国流亡到日内瓦定居。卢梭出身于钟表匠家庭,家境贫寒,未能接受系统教育,依靠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少年时代是在饥寒交迫、流浪颠沛中度过的,当过学徒、杂役,遍尝人间的辛酸。这种经历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了解劳动人民的辛苦,洞察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培养出坚定的反封建意识。

在1761―1762年,卢梭写了《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重要著作和哲理小说《爱弥儿》、《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集中体现了他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像犀利的匕首刺中封建专制的要害。卢梭主张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起义消灭违背人民意志的统治者。他的思想的民性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进步思想家,招致封建势力的群起攻击。卢梭的著作被焚毁,巴黎教会发出声讨书,法院下了通缉令。他逃到瑞士等地,仍然受到当地政府的迫害。卢梭晚年写了一本叙述自己生活史的著作《忏悔录》,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著作。1778年,卢梭与世长辞。

简单谈谈对《忏悔录》的读感。《忏悔录》是卢梭晚年的作品,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它首先使我们感到可贵的是,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经历,卢梭在《忏悔录》中注重的是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很动人,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他所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象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

人贵有自知之明,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
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应该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并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的。

卢梭追求绝对的真实,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最直接的动机和意图,显然是要阐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但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却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这写自传的晚年还有那么多揪心的悔恨。然而,金钱的作用却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钱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习性:“对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过七个利物尔零十个苏”,并且在钱财方面不时起过一些卑劣的念头,如眼见华伦夫人挥霍浪费、有破产的危险,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但一看无济于事,就改变做法,“好像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分。”从这些叙述里,除了可以看到典型卢梭式的严酷无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关于社会环境与人性恶的互相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了。在这里,自我批评和忏悔导向了对社会的谴责和控诉,对人性恶的挖掘转化成了严肃的社会批判。正因为这种批判是结合着卢梭自己痛切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也就更为深刻有力,它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财产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脉相承,这一部论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卢梭的一生是在贫困与不幸中度过的,但他的思想却照亮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参考文献:

[1]于书娟著,《卢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张秀章,解灵芝选编,《卢梭忏悔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法)卢梭著,黎星,范希衡译,《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自1762年卢梭于蒙莫朗西写了致马尔泽布的四封信,试图对自己的性格、为人作出解 释起,他的写作活动就开始从理论性著作和小说转向自传性的作品,先后完成了《忏悔 录》,《对话录》和《漫步遐想录》(注:此书法文原名为《Les  R@①veries  dupromeneur  solitaire》,徐继曾先生译为《漫步遐想录》,这是一个公认的优秀的中 文译本。但卢梭在“r@①verie”一词中灌注了颇为深重的内涵,译为“遐想”似乎显 得轻松了些。考虑到“r@①verie”一词在法文中与“梦”(r@①ve)同源,故似译为“ 梦思”更为妥当。)(下文简称为《漫步录》)。差不多可以说,卢梭晚年几乎把全部精 力用于塑造自我形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尤其《忏悔录》)因其截 然不同于前人的风格和极大的开创性,被推举为现代自传文学的鼻祖。

关于那些自传性作品中,卢梭首先而且格外强调的是它的真实性。在这方面他实在是 说得太多,这里只消引《忏悔录》题记的开头和全书结束时的一节,想必便足以代表:

这是世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像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 来的人像。[1]

我说的都是真话;
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 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我高声地、无畏地表明:将来任何人 ,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 、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2 ]

要把不相信他的人“掐死”,当然是不太文雅,不过,也可以算是提出了最为坚决的 保证。

但自传有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吗?卢梭自传作品真实性的限度在哪里?如果说,即使他努 力去追求也不能达到他所向往的真实,又是由于什么原因?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当然,对卢梭的表白表示充分信赖的人也是有的;
在中国,由于卢梭研究的缺乏,这种 信赖是延续到久远的——前些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力倡“说真话”,便屡屡提及卢梭 的榜样。但这种信赖大抵出于不那么靠得住的感觉。

毫无疑问,卢梭的自传在许多地方表现了极大的坦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写自己 好的地方还有所保留,写自己不好的地方却是和盘托出。[3]确实,我们通过卢梭的自 传了解到他的某些奇特的癖性,如性意识的早熟和性受虐倾向,了解到他曾染上的各种 恶习:说谎、偷窃、手淫……等等。他无所忌讳地描述这一切,这在他的时代,尤其在 他已经跨入的上流社会中简直是惊世骇俗。在通常的社会心理习惯上,一个肯说自己坏 话的人总是被认为较为可信;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卢梭理直气壮地要求读者给予无保留 的信任。

但是,卢梭的这种坦诚,不能简单地看作仅是对其曾有过的生活经历的如实记述,这 里面包含着多重意义。正视自身的弱点乃至“堕落”,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骄傲;
在 卢梭那里,它同时对贵族社会的以虚饰的雅致为特征的文化规范,显示出强有力的挑战 姿态。本来,在卢梭的时代,写一本书来谈论自己,给世人留下自己的画像,是地位显 赫之士才可以做的事情,而卢梭去做了;
高贵的人们谈论自己,惯例是矜持的、优雅的 ,体现着贵族文化的趣味,而卢梭却在这里谈什么调情、手淫、偷窃。他闯进了他不应 该去的地方,搅乱了这里的传统与规矩,也毫不客气地羞辱了这里的贵人雅士。卢梭一 面津津乐道,甚至不无炫耀地谈论自己的带着下层社会无赖气的故事,一面嘲弄蒙田: “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 了呢?[4]——这对贵族和他们的精雅而程式化的文化,是多么尖刻的责问!

当卢梭把“坦诚”变成一种炫耀、一种骄傲时,“坦诚”已经标志了一种道德姿态。 那么,它所揭示的内容不能够超出一定的界限——一个被揭示为极其丑恶的人,哪怕他 再“坦诚”,人们也无法接受他。换言之,卢梭在“坦诚”地写出自己的“坏处”时, 他对自己的德性已经有了根本的自信;
或者,他只在某种预定的德性范围内表现他的“ 坦诚”。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卢梭对自己的人格有非常崇高的评价。《忏悔录》一开 始就宣布,他将完全如实地写出自己的“卑鄙龌龊”和“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两面 ;
他说,即使让世上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也没有人敢说: “我比这个人好!”这其实意味着卢梭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心灵最高尚的人。

那么,卢梭的德性和他坦诚揭示的自身的丑陋,如何才能维持必需的协调呢?这一点在 他的自传里,表现得十分微妙。

首先,卢梭确信自己有一种高尚的“天性”,足以保证他即使发生堕落,也不可能导 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卢梭的自传性作品里经常读到这一类表述:“我对人类生来 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5];
“让·雅克是自然造就的人 ,教育对他改变极少,自出生始,各种各样的能力与力量就已经发展起来了……”[6] ;
“我看出我永恒的本性跟这世界的结构以及主宰这世界的自然秩序是契合的,虚妄的 论断决不能加以破坏……”[7],等等。

当然,堕落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在《忏悔录》所写作者少年时代的故事里有颇 为详尽的描述。笔者在这里不再转述那些很多人已经熟悉的故事,但是,有两个要点需 要加以强调:

其一,卢梭通过自己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天性高贵而善良的少年怎样在恶劣的社会环 境中变坏的经历,这恰当地印证了卢梭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人并没有***所声称的先 天的罪恶——所谓“原罪”;
人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东西原本是好的,由于社会的原因人 才变坏。我们从这类故事中看到很明显的象征意义。

其二,卢梭述及的他的堕落行为,用抽象化的概念——诸如“偷窃”、“撒谎”之类 ——来指称,似乎是严重的不道德行为,但书中具体描写的相应的故事,却远不会给读 者留下过于恶劣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还让人觉得不失为可爱。因为那些“堕落行 为”,既非出于害人之心,亦不对人造成显著的危害。

关于上述这一点,《忏悔录》中所写陷害玛丽永姑娘的故事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卢 梭十六岁时在维尔塞里斯夫人家中当仆人,夫人死后,家中难免有些混乱。卢梭由于小 偷小摸的坏习惯,偷了一条他所喜爱的已经被主人用旧了的小丝带子。事情被发觉了, 卢梭一时慌张,便推说这是另一个女仆、诚实可爱的玛丽永姑娘送给他的;
又由于害怕 丢脸,在两人对质时仍一口咬定是对方所为。主人无法辨明真相,把二人同时辞退了。 这一事件中,卢梭的行为牵涉偷窃、撒谎、陷害他人等罪名,但就事件本身而言,恐怕 只能说是少年人一时的不检点而已;
那位玛丽永姑娘负着不能确定也说不上严重的污点 ,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也实在难说。总之,人们不能够在这件事上怎样严厉地指责卢梭 。但有意思的是,这事在卢梭的自传中再三被提起;
事件可能导致的最终结果被设想得 十分严重,由此卢梭表述了与事件本身不相称的沉重的负罪心情。“我在童年撒的那个 恶劣的谎,这一回忆使我终生为之不安,直到晚年还一直使我那早已饱受创痛的心为之 凄然。这个谎言本身就是一桩大罪,它究竟产生什么后果,我一直都不知道,但悔恨之 情使我把它想象得非常严重,这样罪过也就更大了。”[8]他人无权否定卢梭对这一事 件的痛悔之心是出于真诚;
但我们说卢梭自传中关于此事件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分析价值 ,乃是指它被卢梭宣称为是其一生中最大的和最后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的罪过。“这件 事甚至对我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唯一的罪行给我留下的可怕的印象,使我以后永 不会做出任何一种可以导致犯罪的行为。”[9]类似的表白在卢梭自传作品中反反复复 地出现,它揭示读者:卢梭以最坦诚的态度揭示的自己所有的丑恶,其严重程度均在这 一事件之下。耶稣说过:你们谁在心中认定自己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块砸她。那么 ,谁又能确认,自己一生所犯的过错,没有一件其严重程度超过了卢梭所承认的?真的 ,谁敢说:“我比这个人好!”

承认自己的罪过,是超越此罪过的途径;
揭示自己最大的罪过,也就设定了自己一切 罪过的边界。我们指卢梭就“玛丽永事件”所作忏悔别有用意或许未免尖刻,但他确实 由此为自己的德性提出了担保——然而正像后面将要说到的,当时人就德性问题对卢梭 提出的指控,实有远远过于此者。

卢梭在再三宣称他的自传完全出于真实的同时,也没有否认,由于记忆的不完整,他 运用了一些想象的细节加以补充,或者“在真实情况之外添上一点妩媚”。只是,他认 为这样做完全无碍于他要求达到的坦诚与真实。[10]在卢梭的自传中,我们能够证实某 些内容确是出于想象、增添、虚饰。此类情形是否像卢俊所说的那样无关紧要?它对自 传面貌的形成起着何种作用?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具体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首先说童年部分:

(一)《忏悔录》一开始就说及:“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但研究者证明,他 母亲其实是那位牧师的侄女,卢梭的外祖父同其祖父一样,是位钟表匠;
只是当卢梭的 母亲九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是那位牧师收养了她。[11]这个错误可谓无足轻重。卢 梭刚出生母亲就去世了,他对母亲家庭的情况恐怕知之甚少。但我们读到卢梭特意作的 一条注文,赞美其母亲才华“绚烂多采”,能绘画、懂音乐、会写诗,说这是因为“她 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十分注重对她的教育,[12]我们能够意识到卢梭那样说虽然无法 指为“谎言”,却是有意回避了他的亲外祖父的存在。当卢梭在描写自己的家庭和童年 生活时,一个身为牧师之女,富于教养、气质高雅的母亲显然很合乎他的需要,她能够 为卢梭用文字所描写的生长环境提供一种优雅的气氛。

(二)在《致马尔译布先生》中,卢梭提到“我六岁就开始读普鲁塔克的书(指《名人传 》),八岁就能背诵”,而据《忏悔录》的记载,他接触《名人传》最早也是他七岁那 年的事[13]。《对话录》则说:“《名人传》是我的第一个读物。”[14]卢梭开始读普 鲁塔克究竟是六岁抑或七岁,这里面的错误当然不必过分计较。但值得注意的是,卢梭 十分强调他开始读《名人传》非常之早,并且这种阅读对他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没有根据来否认卢梭早在六或七岁就知道乃至翻过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但若 要说在这种年龄上接触《名人传》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实在像是神话;
卢梭也许并非有 意夸张,但却很可能把稍晚的阅读经验在回忆中向前推移了。其实,重要的是,“《名 人传》是我的第一个读物”之类的话,在卢梭那里已成为寓言:一个热爱英雄的孩子最 终也成了英雄。

(三)卢梭十岁以后因父亲逃奔异乡,数年中由舅父充当监护人,在那里他和贝纳尔表 兄成为一对伙伴。《忏悔录》中描述这一时期的生活快乐而又充满了亲情,但偶尔也有 这样的话:“如果说,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像比我高一 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一个 寄居在亲戚家中的孩子,如果经常在计算着谁比谁“高一等”,这里面总是有心灵受伤 害的影子;
而在致马尔泽布的信中涉及少年时的生活,卢梭更明白说是“得到的快乐太 少,而且还掺杂有苦味”。[15]这使得其他纯是赞美的文字显得可疑。

上面举出的都是细琐的例子,但在将回忆内容诗意化方面具有共同的趋向。这正是卢 梭记述其童年生活的文字的基本特点。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卢梭的家庭,会发现它的情况相当糟糕:母亲早逝;
哥哥不受家中 人喜爱,放荡不羁,十六岁离家出走,杳无音讯;
父亲在卢梭十岁时因一场诉讼而逃奔 异乡,卢梭因而只得寄居在舅父家中;
也是在十六岁,卢梭步哥哥的后尘,成为流浪儿 。这种环境中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少温馨是可疑的。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到父亲去世时 的年龄,竟然整整错了十四岁[16]。这虽然是后来的事情,却也足以证明他和父亲长久 以来就是隔膜生疏的。但卢梭在《忏悔录》里,却把自己的童年、少年描写得像是生活 在伊甸园里,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到,卢梭写作自传是经历了复杂的生活变化之后的自我确认,是为了把一 个合意的形象永留人世。童年在他的自传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这不仅仅被理解为生命 在时间上的初始阶段,它也被理解为一个生命意义、一种完整的人格的起点。正是因为 卢梭的一生充满变化,也曾经堕落,他的某些行为在很多人看来不可原谅,这种富于诗 意的、体现出英雄精神和正义感的人格起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它象征着卢梭所坚信的某 种高尚“天性”的存在。由于卢梭所描写的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极富于故事性,引起许 多研究者浓厚的兴趣。菲利普·勒热纳提出:卢梭在这里描述了一种关于自身怎样失落 、获救、回归的“个人神话”,[17]也是对《忏悔录》相关部分作出的有趣的阐释。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性质的例子来作分析。

《忏悔录》第二章记叙年少的卢梭流落到都灵时,进了一家商店做伙计,对年轻美貌 的女店主巴西勒太太心生爱慕。有一天,卢梭来到她的房间,看见她正背对着门在窗前 绣花:

我端详了她一会儿,她的整个面容都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简直使我不能自持了。我一 进门就跪下了,以激动的心情向她伸出手臂……但是壁炉上的那面镜子把我出卖了。我 不知道我这种激情的动作在她身上起了什么效果。她一点也没有看我,也没跟我说一句 话,只是转过半个脸来,用她的手简单地一指,要我坐在她跟前的垫子上。……(我)在 她跟前尝到了不可言喻的甜密。在占有女人时所能感到的一切,都抵不上我在她脚前所 度过的那两分钟,虽然我连她的衣裙都没碰一下。[18]

关于这一故事的文字相当长,无法全引。总结起来说,卢梭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浪漫而 纯洁的爱情故事,这故事的重要特点,是既非纯精神的,又排除了肉体接触的狂热,是 把欲望抑制在情感的界限内,给人以美好的感受。——是卢梭所格外赞赏的一种情感状 态。但是,我们在残存的《忏悔录》草稿中,可以看到对同一事件的不尽相同的描述:

……她此时也在镜子里看我。她转过身来,正撞见我因激动万分而喘息着朝她伸出双 臂,没有什么人能想象得出我处在这种状态被人抓个正着时所感到的恐惧:我的脸色煞 白,全身战栗,几乎晕了过去。可是她,却用十分温柔的目光看着我,用手指着她脚边 的凳子。……尽管我有几次大着胆子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那也是放得那么轻,她似乎 根本就没有感觉到。[19]

按照常情判断,草稿的描述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
由于情绪突然爆发,在短时间中心 情慌张、手足无措,也是人之常情。而到了修改稿中,却取消了那种慌张的表现,也抹 去了曾发生过的身体接触,变成“我连她的衣裙都没碰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说卢梭对 事实作了多么重大的改动,草稿所写到的那种身体接触,实在也不能说就是玷污了两人 之间情感的纯洁性。但若是从“诗意”这个角度来看,两者的区别却是非常之大:前一 种场景的优美动人,后一种场景的世俗气氛,真是不可相提并论。卢梭说他有时会在“ 真实情况之外增添一点妩媚”,但这一点增添的效果却是不可轻视的。

关于与乌德托夫人的恋爱故事的描述,也有与此十分相似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忏悔 录》草稿中的一段:

我认为,她似乎是把我看作是一件属于她所有的东西,把我占为己有。

她不再对我说“请”字,她做什么,竟直截了当地下命令了。

她要我念书,我就念书。我念得不好,她就要我念两次或三次,然后就硬要我停止。 我很受感动,我要求她允许我继续念下去。她答应了,我才敢继续念。在我这一生中, 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念过书。[20]

这一细节,在卢梭的记忆中无疑十分深刻,他才会将之写入简要的草稿。尽管卢梭接 着又说,在其一生中仅有一回,“我的嘴接触到了她的嘴”,[21]但上述细节表明,在 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十分亲昵的关系。

但这一细节到了《忏悔录》定稿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与乌 德托夫人的关系,被卢梭说成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爱情;
但由于那位夫人是卢 梭好友圣朗拜尔的情人,并且他们仍在相爱中,因此卢梭与她之间的爱情,只能处在理 性的克制之下,它成了一种内在的激情——一种既难以分离又无法走近的爱情。在卢梭 看来,这种感情既高尚又优雅,远胜于世人的“粗俗的快感”。而草稿所描写的那种亲 昵的情形,尤其是乌德托夫人所表现出的那种只是在最亲密的男人面前才会有的娇嗔与 任性,却会令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
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上述细节在“文学” 上也过于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无法与卢梭最终想要表现的诗化的情感谐调,于是它 就被排除出去了。

我在上面所举的例子都很细琐;
而且,由于资料的限制,就是这样的例证也不能找到 很多。但我们由此确实能够看出卢梭怎样对他需要描述的事件进行诗化的改造。我们也 可以推断,这一种改造在卢梭的自传中普遍存在。卢梭或许会争辩:这不就只是在细节 上“添上一点妩媚”吗?但这种点点滴滴的细节上的改造,却足以改变整部作品的氛围 。

我们所说的“诗化”,不只牵涉到各种细节,它还表现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记述。

在卢梭的一生中,与华伦夫人的交往是特别重要的经历。他于十六岁逃离日内瓦开始 流浪生活不久就认识了华伦夫人,之后直到三十岁时才彻底离开她;
除去中间外出学习 、谋生的时光,他和华伦夫人共同生活的日子也有十年之久[22]——可以说,他的整个 青年时代的生活是以她为中心的。华伦夫人是他背离新教改宗天主教的引路人(背教在 当时乃是重大的人生选择),是他的第一个情人、第一个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是他 的主人和保护人,是他的“妈妈”。卢梭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的丰富的知识(包括 在上流社会活动所必需的礼仪知识)主要是在生活于华伦夫人家中时学得的。总而言之 ,用卢梭自己的话说,他可以算是华伦夫人的一个作品。

但卢梭与华伦夫人相处的生活绝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是否“幸福”一类词汇来描述,这 里面充满了混乱的东西。根据卢梭在其自传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痕迹,根据其他学者 对华伦夫人情况的研究,我们能够分析卢梭这段生活中所存在的混乱和由此带来的精神 压力。

华伦夫人本人的早年生活恰与卢梭相似。她一岁失母,十岁丧父,生长在残破的家庭 ;
十四岁出嫁,这场婚姻也令她感到不满。为了摆脱困境,她离开丈夫和祖国,成为撒 丁王庇护下的一名改宗者。据说她临走时带走了可以带走的一切财物,据说她毫无根据 地让人称她为“男爵夫人”[23]。也许研究者对她不无偏见,但这些材料多少能够反映 出她的个性。华伦夫人被人称为“女冒险家”,应该是有道理的——《忏悔录》中也提 及她经常被些江湖术士所包围,她的钱被用来做各种希奇古怪的投资。研究者又指出她 喜欢扮演男性角色,以保护他人、支配他人为乐,这也是可以从卢梭的描述中体会到的 。

还有,这位华伦夫人对两性间关系的看法显然与常人不同。据卢梭说,是华伦夫人的 第一位情人达维尔先生“向她证明她所遵守的妇道完全是教理问答中的胡说八道”,“ 使她相信不忠行为的本身实在算不了什么”。[24]不管怎么解释,总之这种道理成了华 伦夫人的生活态度。卢梭这样说过:“她可以坦然地一天和二十个男人睡觉,这样做既 不是为了情欲,也不因此而感到有任何顾忌。”[25]同样,不管卢梭在何种意义上说这 句话,它总是和一定的事实相关联的。

根据《忏悔录》,我们知道在卢梭与华伦夫人相处的那些年中,她至少有过三个固定 的情人。第一位是管家阿奈,他和女主人建立特别的关系,是在他二十岁前后;
第二位 是卢梭本人,他是在1733年二十一岁时被华伦夫人正式收纳为情人的,当时阿奈并未失 宠,所以卢梭担当的是次席情人;
第三位是个名叫温赞里德的理发师,在卢梭于1737年 出门旅行时被华伦夫人召为管家兼情人,当时也是二十一岁。那时阿奈已死,卢梭回来 后华伦夫人希望他和温赞里德做和平相处的“合伙人”(卢梭选用了这个味道很坏的词 儿),被卢梭拒绝了。从上述事实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华伦夫人的一种个人趣味:她喜欢 拿年纪轻而地位低于她的男子充当情人,并且通常不以一个为满足。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忏悔录》;
信仰;
价值性

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无论是每一卷、每一章、抑或是每一段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作者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那种深深的、真诚的忏悔,那种对心中的信仰―“上帝”所发自内心的赞美。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忏悔”一词在古典拉丁文里作“承认、认罪”解释,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赞美神的意义,是对罪恶、过错、弱点的一种宣告,也是一种揭露、承认和坦白。也许,通过对忏悔一词的解读,我们或多或少能够发现信仰的源头:内心的醒悟和执着。

奥古斯丁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赞美上帝,但却是通过对自我罪恶的忏悔这一方式来实现的,作者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上帝、对信仰的虔诚,是与其自身的身份和地位分不开的。本书成书于公元400年左右,当时奥古斯丁已升任波希主教,是当时***学术界的核心人物,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独特经历造就了奥古斯丁对天主教的绝对信仰,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其经历了强烈的思想斗争。到最后能够去享受天主赐予的恩泽,去守护内心的信仰,是心灵归于真实和宁静。作为一个凡人所进行的自我忏悔和反省、所找到内心的信仰和执着的这种精神和力量恰恰是我们现代人所缺少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社会整体上是缺乏信仰的,或者说是失去了信仰的,能够找回属于自身精神力量的那部分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和追求的。

一、《忏悔录》里奥古斯丁是如何找到自身信仰的

如果奥古斯丁没有在其忏悔的心里路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找到了自我的信仰,我想我们是不会读到这篇给我们后人的思想带来精神反思的著作的。信仰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可是在真正找到它之前的路程是痛苦的,心灵是经得起折磨的,更是不断思考和判断的。然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追寻的路上放弃了,梦想?信仰?到最后自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

活着为了什么?活着应该需要什么?也许奥古斯丁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像以前的苏格拉底们。我们也会发现,智者们的回答都会有其共同的东西,虽然他们从不同的人生角度、不同的哲学价值观去给出答案。他们都相信人应该追求善,人应该拥有信念,人生需要信仰,更需要找寻自己的信仰和智慧的过程。奥古斯丁没有说出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信仰,但他却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信仰,无需去可以找寻,也许它就在我们身体里,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被认识。在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之后,我们的人生就无所追求了吗?一个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灵魂的空壳注定是可悲的。奥古斯丁在有生之年找到了那份灵魂世界,找到了一生所爱的事业和愿望。而我们呢?有灵魂吗?去找过吗?去思考过了吗?

奥古斯丁在其著作里始终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背负罪恶之人,在生活里一步步沉沦苦海,心灵和思想走入了歧途,找不到自己心中的信仰和善。这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当他发现和感觉到这一痛苦时,信仰和灵魂就已经在某个地方望着他了,只是需要他自己去发现和拥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天都在忙,都在做着所谓的工作,过着所谓的生活,但心却亡了。没有了宁静的内心,谈何去找寻自我的灵魂和信仰呢?更可笑的是,现在的很多人,把好的工作、好的生活等当作信仰去追求,这简直是在玷污信仰本身的内涵和意义。信仰是内在的东西,使我们无条件坚持和追求的东西,怎可以用具体的外部的东西来衡量? 众所周知,奥古斯丁的家庭环境、或者说家庭成分对他来说是十分复杂的。其父亲是一个很有地位的异教徒,但为人懒散偷安,贪恋世俗,直到临终时才在其母亲的感化下信主受洗。相反,其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父母不同的信仰和对其的影响是矛盾而又复杂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小时候的信仰,或者说精神世界是混乱的,其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内心的世界更无从宁静。我们知道,对于西方的家庭来说,一个孩子从小就应该了解、懂得起家庭的信仰,但奥古斯丁却找不到,该信什么?精神寄托在哪?当时的家庭给不了他答案。他自己更给不了自己答案。于是他在混乱的精神世界中走着。年幼时,他学的是辞令学,是辩术。后来其在教授辩术的过程中,发现这只不过是为了享受人间荣华的可鄙而浮薄的目的。他鄙视这一追求,心灵陷入空洞,开始探寻人世中恶的根源问题;
十九岁时,由于不断地探索恶的来源,奥古斯丁皈依了摩尼教,并热衷于哲学。虽然哲学并没有使他最终皈依基督,但哲学本身就是追求真理和智慧的过程,这使他养成了善于探索和追求的态度和品格;
然而随着不断对知识的探求和汲取,奥古斯丁发现摩尼教也有其本身存在的浮夸和疑问。这使得他再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他对摩尼教充满了失望,对一切充满了怀疑,他要继续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归宿。在认识到摩尼教的虚无和浮夸之后,脱离摩尼教的奥古斯丁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学派,并在思想上日趋接近***。在那次听到上帝的声音而完全悔悟后,便决定信奉基督并皈依基督,从此开始致力于宣扬***义,做一个虔诚的***,也最终找到了心中的上帝和信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种信仰的获得,是一个不断判断、不断比较、不断更新内在世界的过程。小时候没有判断力,没有信仰的源泉,所以找不到答案。长大了,人具有了判断力,具有了追求的动力,明白了这种追求对于自身的意义,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就很光明了。同样,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很多人失去了自我的判断力,或者说信仰对其已经是十分模糊的概念,让其失去了对精神世界的追求。

奥古斯丁在追求自身的信仰时,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是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的,但对我们来说这不应该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的不放弃,我们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做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可现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这一生的精神追求是什么,自己对道德、对善的理解是什么,对信仰的追求是什么。精神空虚,内心浮躁,当物欲占领了心灵,谈何精神?谈何信仰?内心虚假,道德没有了底线,我们的社会为何变成了这副嘴脸?西方国家几乎人人都有信仰,而我们则是何其的可悲!其中的缘由很多,有历史的、有社会的、有文化的、更有价值观的。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不管我们生活在东方还是西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是没有地域划分的,也不应有。无论其中的缘由是什么,都不能作为我们缺乏信仰的理由,因为信仰是抽象的,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而不是对应的。

二、《忏悔录》对我们内心信仰的价值性

通过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理解,对其在追求人生信仰时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对信仰坚持的精神的阐释,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当下的自己。我们拥有对信念、对善的追求吗?我们拥有自己的内心信仰吗?那么我们在自己短短的几十年中,需要这份追求、这份信仰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我们当然需要通过这部署作进行自我反思,因为我们需要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心灵归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本“忏悔录”,奥古斯丁有,卢梭也有。他们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真正属于自己信仰。而我们呢?其实,这本书本身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它对我们的心灵有何启发。我们又该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灵魂和信仰呢,尤其是在这个病态的社会里?

奥古斯丁对善有这样的理解:一切可以朽坏的东西,都是“善”的,唯有“至善”不能朽坏;
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他对善的理解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范围之界,从哲学的至高角度去认识善,去认识信仰。他告诫世人要在反省中赎罪,要去赞美上帝,赞美信仰和善。然而回到我们自身,回到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对于信仰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对于人性中的善又该如何发扬呢?信仰需要执着和追求,信仰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它不属于某些特殊人物或者群体,我们也无需非要借助于宗教去探寻那份信仰,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那份信仰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为了它去致力一生,去追求那份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份信仰?它带给我们的人生意义又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回答不出来,因为信仰对其来说很少存在过。记得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人在顺境时信仰的是儒教,在逆境时信仰的是佛教和道教。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没有信仰”,“对精神信仰麻木不仁及采用世俗功利的态度是中国人的普遍特色”。也许这只是万千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份理解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但现实是中国人的的确确失去了信仰,失去了那份执着,禁不起物质的诱惑,抛弃了心灵的至善。信仰如同丢在垃圾堆里发臭的垃圾一样,当我们走过时连看也不看一眼,任凭其熏瞎了我们的双眼,污浊了内心的世界。何其的可悲!然而更可悲的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需要那份信仰,却做着恰恰相反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开始变得冷漠,看不到那份温暖。道德底线被肆意的践踏,却可笑地怪这个社会,怪这个本身就失去了互信的社会,而不去反省自己内心的世界。有多少人能够自信地回答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本身就没有答案的问题?既然作为一个有肉、更应有灵魂的人活着,只是一味地追求那些所谓的物质,我想别人也无权指责什么,但你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有时候,不是我们刻意地去找寻那份信仰,而是我们需要它,因为你生活的社会如果缺失了它,你还会感到安全吗?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信仰的道路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心灵归宿―上帝。他的人生从此充满了意义和价值,他把自己的信仰发扬光大,拯救了无数人的心灵,这难道不是信仰的伟大和力量之处吗?也许你不愿意信仰***,觉得那是迷信,或者说你压根就认为信仰这东西就是迷信,哪来的神?哪来的上帝?那是因为你有贪念。有求于神是迷信和不诚实,无求于神便是信仰和执着。信仰和***没有关系,***只是信仰的一种载体罢了,你可以信基督,更可以信老庄,也可以信孔孟。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这份信仰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善的?是不是能够给心灵带去信念?让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应该能够对我们的心灵给以启示。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不停地追求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好的工作、好的生活等等,但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也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内心的信仰和精神。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是可悲的。在我们忙的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时候,请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还有那份信仰和善。忙的越狠,心亡的也越快,因为一个不懂得生活、不懂得内心的人,其已经只是一副驱壳了;
忙=心+亡。心死了,也就是瞎忙了,对于这些人来说,精神与信仰和垃圾堆里的垃圾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周士良.忏悔录[M].商务印书馆,1963―2008版.

[2]王敏.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来谈“恶之因”[J].大众文艺,2010

[3]奥古斯丁,向云常.奥古斯丁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典型的叙事研究、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和科学化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提交的教育研究报告。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艺术化的叙事研究;一是科学化的叙事研究。

(一)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教育自传、教育传记与教育故事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研究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研究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研究”。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维护了“故事精神”的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研究;后者是虚构的叙事研究。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在中国教育界一度引起非议,人们似乎有“虚构恐怖症”。如果承认卢梭的《爱弥尔》是经典的教育叙事研究作品,那么,就没有必要将“虚构的教育叙事研究”拒之门外。如果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可以扬长避短,不做虚构的叙事研究而只做真实的叙事研究。但是,没有必要以自己所做的真实的叙事研究而贬低虚构的叙事研究的价值,正如科学家没有必要贬低小说家的价值。

不过,从已有的教育叙事研究文献来看,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叙事研究(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唐代史学家刘知在他的《史通》中对自传做了详细的考察,认定屈原的《离骚》为“自传之祖”,而明确以“自序”为标题的作品首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不仅开创了以“纪传体”的方式书写历史的传统,也开创了在书末的“后记”中撰写“自传”的传统。[1]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自传”与梁启超和胡适师生二人的努力相关。梁启超和胡适热心倡导介于文学和史学之间的“传记”(包括“自传”),他们自己发表了大量的传记作品。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的“自序”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照他的说法,“我们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2]。

在西方传记领域,有人把自传追溯到旧约的《诗篇》和《先知书》,但“这个文类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被普遍认为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①。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开创了以“忏悔”的方式撰写自传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后来的各种“自传”中或隐或现地延续下来,卢梭的《忏悔录》将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卢梭因《忏悔录》而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自传体的开山鼻祖。自传体裁不是卢梭发明,“但是他一下子挖掘出了它的几乎所有潜能”[3]。此后,只要有人准备写自己的生平,就可能会想到卢梭,不管他是想模仿还是想批判。

自传不只是一种文学的体裁,它还作为研究的方法而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领域。“传记法”正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始于1920年代。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将“传记法”作为社会学史的一个部分。至1970年代,随着解释学方法受到广泛的重视,“传记法”再度引起人们的兴趣。国际上出现“传记研究”的专门组织和专门的学术刊物。不少社会学专业杂志和人类学专业杂志也频繁地发表传记体的研究文章。[4]1998年阿本(Erben, M.)主编出版《传记与教育》一书,专门讨论教育研究中的传记方式。

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时,这种教育经历及其“体验”就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教师的个人化实践知识的材料。同时,教师的个人自传也为推动教师本人“自我反思”和“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启动装置。

表面看来,自传不过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可是,“讲述自己的故事”主要的目的不在于炫耀自己的过去或给后来者留下经验教训,作为“教育自传”,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当下,就可能发生“自我反思”“自我唤醒”的效应。人往往以机械重复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也因此而失去“反思”能力。对于那些长久地沉沦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说出自己的故事”,就可能因此而引发“自我唤醒”教育效应。正因为自传具有自我唤醒和自我反思的效应,不少研究者鼓励教师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的个人化教育理论或“保存自己的教育信念”[5]。教师个人自传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它使教师的“个人知识”(或称为“个人化实践知识”)在教师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说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从而缓解“认识你自己”的疑难。

(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与成长小说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如下表所示)。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前两者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后者(成长小说)则完全虚构。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有俄国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日记》,等等。

中国虽然自古有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1899-1966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1960-1966年)、林语堂(1895-1976年)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1963年)、高玉宝(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1911-1942年)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以及张爱玲(1921-1995年)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1970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三)科学化的教育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经验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研究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前两者是“求真”的叙事研究,后者是“诗化”的、“想象”的、“隐喻”式的叙事研究。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供真实的事件。它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真实的信心(即便是类比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和关联)。

在经验的叙事研究、调查的叙事研究和类比的叙事研究三者之间,类比的叙事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它要求研究者有发达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能力,非一般研究者所能操持。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一般选择经验的叙事研究。

也就是说,对行动者而言,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研究精神的是经验的叙事研究。所谓经验的叙事研究,就是行动者以“教育自传”的方式提交自己的行动研究报告或经验总结报告。

经验的叙事研究以及教育自传的方法之所以被“重用”,主要受课程变革研究、教育行动研究的推动。在西方行动研究领域,不少研究者如英国学者埃利奥特(J.Elliott)、麦克尼芙(J.McNiff)等人就采用“自传法”来讲述行动研究的故事。[6]在课程改革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派纳(W.Pinar)把自传作为一个重要的“存在体验课程”(currere)和教师教育研究的途径,在美国一度掀起“传记运动”。[7]到20世纪70年代,自传理论成为派纳倡导的“概念重建运动”的重要一端(另一端是政治理论)。派纳本人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试着“重新回到自传”。[8]在派纳和他的合作者格鲁梅特(M. Grumet)的倡导下,自传成为课程变革、“课程概念重建”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传被用来重新发现“课程中的个体”。“许多大学和研究生教育中的教师教育者,为了把‘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考察和建构教学假设和实践的一种方法,鼓励学生以自传的形式来写作或讨论”[9]。

除了作为课程变革和教育行动研究的“自传法”之外,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总结教育经验的教育自传。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教育家成长丛书”系列作品中,每一本书的开篇都显示为“教育自传”。②除了教育自传之外,也有家长以自传的形式总结自己的家庭教育的经验。③另有学者沿着胡适当年期待的“给史家做材料”的思路,从名人传记中整理“童年”经验或“求学”经验。有研究者则从他人的自传中研究当时的教育历史。比如,张倩仪利用中国近代150多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以及他们在童年时代所受的教育。④

二、怎样做教育叙事研究:教育自传与经验的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虽然有三种形式(典型的叙事研究、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和科学化的叙事研究),常用的方式只有两类:一是典型的叙事研究(含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二是科学化的叙事研究。而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可选择的方式主要有“教育自传”和“经验的叙事研究”。中小学教师虽然也可能偶尔做调查的叙事研究,但是,调查的目的也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的真实问题。此类调查研究对中小学教师而言,只是辅助的方法。至于艺术化的叙事研究(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虽然也是重要的方法,但做起来更困难。

(一)怎样做教育自传

自传的撰写始于传记事实的收集,终于传记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自传的写作过程大体呈现为两个程序:一是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二是选择和解释传记事实。

1.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

从收集传记事实的可能途径来看,作者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自由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档案、旧报纸、旧杂志,等等。

回忆是撰写自传时最频繁采用的办法。这使自传与“回忆录”保持了类似的形式。教师在撰写自传时并不需要回忆自己所有的经历及其事件,只需要回忆自己做孩子、做学生的故事,自己做家长或做老师的故事。除了“回忆”,自传的作者最好通过查阅传主的日志、信件、档案以及相关的旧报纸、旧杂志的方式来收集传记事实。

自传的作者通过记录传主回忆,查阅日志、信件或档案以及相关的旧报纸、旧杂志,获得了足够的经验事实之后,可以采用“年谱”的形式整理传记事实。“年谱”是传记的早期形式。“年谱”虽然在自传领域逐渐淡出,但它仍然可以作为收集和整理传记事实的一个有效的工具。自编“年谱”可以视为自己的“个人成长大事记”。“年谱”或“个人成长大事记”的完成,意味着第一个阶段(收集传记事实)的暂时结束和第二个阶段(选择传记事实)的开始。

2.撰写自传:选择并解释传记事实

完整的自传除了收集“经验事实”之外,还需要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和取舍,以便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

为了建立传主的“个性”和故事的“情节”,作者需要考虑传记的三个关键策略:一是寻找“成长线索”和“个性身份”;二是叙述“个人生活史”,由个人生活史带出影响自己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或称之为“时代变迁”);三是“自我反思”,包括“当时的心理感受”和“事后的忏悔”。

如果自传的作者既建立了传主的“个性身份”,又隐含了传主的“成长线索”,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出色的自传。不过,自传是否成功,除了作者能够提供清晰的“成长线索”和“个性身份”之外,还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通过“个人生活史”牵引出影响传主成长的“重要他人”和“时代精神”,取决于作者是否能够由“自我反思”提供“心理分析”和“忏悔录”。

寻找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这既是教育自传的一个任务,也是自传的内在的精神。完整的教育自传或教师自传的核心内容是回忆自己的亲人、老师和朋友对自己成长的影响。⑤这样看来,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最适合做教育自传或教师自传的典范。

出色的自传几乎没有例外地显示为大量的心理分析和忏悔意识。西方的自传从奥古斯丁开始,就延续了心理分析和忏悔的传统。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被称为“世界三大忏悔录”。[10]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他传”)也许无法提供过多的心理分析,因为传主的心理感受很难为外人知道。自传的优势就在于:作者就是传主本人,自己可以回忆当时的心理感受或表达“事后的忏悔”。与西方自传相比,中国已有的教育自传缺乏心理分析,更缺乏忏悔意识。

除了叙述那些曾经影响自己的“重要他人”和“自我忏悔”之外,完整的自传往往由“个人”的成长史牵引出他所处的“世界”(“时代背景”或“时代精神”)。这样看来,曹聚仁将他的自传称为《我与我的世界》,算是明智的选择。[11]与曹聚仁相比,梁启超似乎更看重“我与我的世界”。他在“自传”中叙述自己的出生年月时,自信地列举当时的“世界大事”:“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12]。

(二)怎样做经验的叙事研究

出色的“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总是既显示出“教育自传的精神”,又隐含了“科学研究的形式”。前者意味着经验的叙事研究的报告看起来“像”某种教育自传,后者意味着经验的叙事研究的报告可以借鉴行动研究(准实验研究)的“格式”。

也就是说,当中小学教师不知道如何提交“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含行动研究报告和经验总结报告)时,就可以参照比较标准的实验研究的格式并在这种格式内部保持教育自传的风度。也因此,经验的叙事研究报告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问题的提出(“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最初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别人是怎样解决的,“我”是如何借鉴他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二是问题研究的过程与方法(“我”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为了解决或缓解这个新的问题,“我”想了哪些办法。

三是研究的结果与讨论(“我”解决得怎么样)。“我”对研究之前的状态和研究之后的状态进行比较,并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反思。

注释:

①有研究者考证,该书的成书年代在公元400年前后,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②参见刘可钦.刘可钦与主体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9;魏书生.魏书生与民主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9;窦桂梅.窦桂梅与主题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7.

③对这类“家庭教育”的自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卡尔・威特.卡尔・威特的教育[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张欣武、刘卫华.哈佛女孩刘亦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蔡笑晚.我的事业是父亲[M].北京:接力出版社,2007;杨文.和儿子一起成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池莉.来吧,孩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等等。

④参见林非,等.求学:寻找我的天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林非.童年:爸妈盼我长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萨特的《词语》为自传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但该书的开头部分大谈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令很多读者不知所云。也许是一个败笔。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776.这种在书末“后记”中提交“自传”的做法,在现今的种种著作或“学位论文”中仍然是一个流行的方式。

[2]胡适.胡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3-6.

[3]勒热讷.自传契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9.

[4]Denzin,N.(1994) Biographical Research Methods,in Husen,T.(1994) Research paradigms in Education,In Husen,T.&Postlethwaite, T.(eds)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Elsevier Science Ltd.

[5]黎淑燕,卢芝兰.教育自传:保存自己教育信念的教育经历[J].人民教育,2003,(15-16).

[6]See McNiff,J.eaching as Learning:An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J],Routledge.1993.

[7]派纳,等.理解课程:历史与当代课程话语研究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542.

[8]派纳.自传、政治与性别[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前言.派纳最初的自传研究成果是出版于1976年的《朝向贫困的课程》(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9]米勒.打破沉默之声:女性、自传与课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16.

[10]托尔斯泰.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22.

读忏悔录心得体会范文第5篇

反腐倡廉工作是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全力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是我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出的历史抉择。正如党的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全党既要充分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已经取得的显着成效,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又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通过认真学习《忏悔警示录》一书,我看到了这些昔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今日的违法违纪腐败分子的犯罪心路,看到了他们发人深省的忏悔,感觉就像是给我做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案件中,他们有的利用职权收贿受贿,有的因为亲情犯罪,有的进行权色和权钱交易,有的不择手段侵吞国有资产,有的因个人贪利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不同岗位的典型案例,个个发人深省,使我再一次受到了深刻教育,思想上产生了很大震动,对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人民公仆,我应时刻提醒自己,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抵御各种腐朽思想文化侵蚀,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确实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以下是我认真学习《忏悔警示录》后的几点感想:

一是必须时刻保持思想警觉不放松,始终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虽然我任职的司法局不具有行政执法权,但我更要从小处抓起,严格要求自己。正如原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凌宝亨所讲的"小节无小事",他正是由于未重视生活上的一些"小节",如工作中接受别人送的烟、酒、服装、纪念品、旅游券、数码相机等,接受别人给自己孩子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的压岁钱等,而让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导致自己价值观的扭曲,最终酿成了违法违纪的大罪。

二是必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始终做到坚韧不拔、矢志不**。正确的理想信念如同人生的航标,有了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不会迷失人生方向,而一旦失去理想信念,就可能成为欲海的"无舵之舟",随波逐流,滑向深渊。通过毕玉玺等典型案件说明,领导干部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
一旦追逐名利、捞取功名,就会导致急功近利,贻误事业的发展;
一旦恃权轻法、心存侥幸,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人。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来不断鞭策自己,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养成道德习惯,才能在利惑面前不乱意,在名惑面前不失志,在色惑面前不花眼,永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三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动摇,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要时刻认识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用好了能为民造福;
时刻想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周围布满了"陷阱",用不好也能为自己"造罪"。司法局作为国家的职能机关,肩负着多项工作职能,尤其是我所分管的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工作,对重点人员是否管理教育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在工作中,我们更要以《忏悔警示录》为鉴,清醒地认识到:一分权力,十分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一定要依法用权,不行使违反党纪国法的权力;
廉洁用权,不行使徇私谋私的权力;
按职用权,不超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范围;
以德用权,不超越权力行使的道德标准。惟有如此,才能为民造福,为己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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